中国的贫富差距大是举世公认的事，但盖洛普最近的相关调查还是让人吃了一惊。

　　该机构历时六年、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在这两个地方，2%最富裕者的收入，分别相当于63%和60%最贫穷者收入之和。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3%最富裕者的收入相当于54%最贫穷者收入之和。连拉美的贫富差距都比中国小，相应的数字是3%和56%；美国的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是4%和54%；日本的贫富差距则要小很多，5%最富裕者的收入只相当于46%最贫穷者的收入之和。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是世界第二高，只比撒哈拉以南非洲略小一点。

　　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现象，无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完全的平等都是不存在的，因此贫富差距这一现象本身是客观的和中性的。人们之所以将贫富差距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而贫富差距之所以会带来动荡，则是因为少数人不正当的致富手法，会带来民众心理的失衡，催生敌对和反社会情绪。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贫富差距本身有多大，而是这一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人们是在基本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因为智商、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产生了贫富差距，大多数对此是能接受的。

　　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美国的贫富差距虽然比中国略小，但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恶化。2012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拿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是拿走了一半。在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则为273倍。”2013年8月份盖洛普的民调也显示，20%的美国人称“在过去的一年里缺乏足够的钱去购买家庭所需食物”。2011年8月路透社的报道则说，美国有4600万人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度日。即便如此，大部分美国人并没有仇富心理。

　　2012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曾就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憎恶富人。同样，根据同年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只有17%的美国人认为，要求政府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少财富的不平等是特别重要的事；而其它80%的人关心的是如何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

　　美国人之所以对贫富差距比较坦然，首先是因为美国人崇尚自由竞争，坚信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基因里去了，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到别人头上，因此普遍不赞成通过税收等强制手段来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美国富人的发家史基本上是清白的。1916年，最富有的美国人只有五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于工作报酬，2004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五分之三。近10年来美国涌现的互联网新贵，比如盖茨、扎克伯格等，都在极短的时间里积累了天文数字的财富，但因为是靠自己的技术和创意赚钱，其中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因此大家也都心服口服。

　　另外，美国富人的慈善传统源远流长，他们大量赚钱，也大量捐钱，很多人坚信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洛克菲勒开创了基金会这种组织化从事慈善的方式，盖茨和巴菲特都承诺在有生之年捐出绝大部分财富，巴菲特更提倡富人要多缴税，还有超过200名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富翁组成的“爱国百万富翁协会”，希望能够缴纳更多的税金，以平衡目前美国所面临的税收不公的问题。

　　但在中国，这三个条件都不存在：中国社会有深远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富人的发家往往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无论是通过国企改制还是房地产开发致富，往往都离不开和权力的勾兑，很难让人相信完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因为财富主要来源于同权力的亲近，来得太快太容易，个人奋斗的成色不足，因此往往不知爱惜，出现了大量挑战公众接受底线的炫富挥霍行为，通过慈善等方式回馈社会的富人仍是少数。

　　应该让权力退出市场

　　而且，中国政府出台的很多公共政策，事实上加剧了贫富差距，而不是缩小了。税收被公认是调节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如英国的基尼系数在收税和再分配之前大约是0.52，但在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后，基尼系数就只有0.35左右。中国税前和税后的基尼系数差距并不大，甚至税后的基尼系数比税前还要高。这是因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中国税收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累退税，穷人的税负比富人要高，所得税在中国就已经沦落为“工薪所得税”。此外，较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价格的上涨，还有城乡二元体制、垄断国有企业不合理的高收入高福利等，都加剧了贫富差距。这些由公共政策的偏差造成的贫富差距，也同样加剧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几种原因叠加，中国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民情的汹涌程度，和对社会稳 定的危害程度，就远超美国，从而成了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严重社会问题。

　　由此观之，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让人分外担心，是因为贫富差距的背后暗含着巨大的社会不公和腐败，以及由此滋生的严重社会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表面上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利益大多归于富人，穷人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且经济越增长，富人就会越富，贫富分化只会更严重。盖洛普的调查报告就举了尼日利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自2006年以来，尼日利亚的年经济增长率在6%以上，但因为6%的富人占有了40%的财富，因此经济增长无法提升就业，减低贫困。从2011年到2012年，有44%的尼日利亚人每天的生活费是1.25美元或以下，而2007年到2008年，这一数字是31%；从2010年到2012年，有全职工作的尼日利亚人从15%下降到9%。

　　因此，面对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中国政府最应该做的不是响应民粹，强行剥夺富人的财富以降低贫富差距，而是应该让权力退出市场，为人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竞争机会，平等的法律和政治环境，平等的税收，平等的医疗和社会保障，让人们在大致公平的基础上进行竞争。这些措施也许不见得能显著遏止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但一定能改变人们对此的接受程度和看法，从而缓和社会矛盾。正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对抗情绪，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相关政策的出台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