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2013年年末召开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总书记习近平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的两个强势机构之一的深改组的人事落定,反映了中共决意在今后几年内,将改革作为最重要的事务。
由习近平亲任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应该说市场早有预期。这是由中国在深化改革阶段所面对的改革重任以及该小组的地位决定的。未来几年的中国改革,不但是全面改革,也就是改革涉及和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军队体制的变革;而且,改革的深度与硬度前所未有,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将会处于空前激烈的状态,显然,在这种改革态势面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国政治回归常态政治后,最强有力的人物自然是党的总书记。
另一方面,在三中全会的规划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一个横跨党政军的机构,它直接处于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领导下。这说明这个小组不像过去的体改委,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在政治局和常委会直接领导下,而改革又是未来最重要的事务,那么,由党的总书记担任小组组长也就顺理成章,这样可以减少机构和层级的摩擦性。
除此外,我们还可从习近平个人和组织两个角度来看待习亲掌小组的意义。
虽然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但经济改革毕竟是重点,因此,由国务院总理出任小组组长,在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而且,总理作为执政党的第二号人物,也有足够的权威性。由总理担任改革小组组长,还是过去的惯例。此外,它与现有的一些机构,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职能也可以很好地协调起来,后者事实上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者。
然而,中共政治局还是决定小组组长由党的总书记担任,这反映了习的政治品质和政治责任。也就是,习已经把改革作为他任期内最重要的事业,决心在他领导下,完成三中全会所规划的改革大业。这是一种可贵的政治品质和政治责任。
客观地讲,改革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改革是不成功便成仁。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现在的改革者不会像古代的改革者那样,失败难保安全着陆,甚至有性命之虞,但是,政治生命被终结恐怕是古今同理的。对此,习不会不清楚。此种情况下,习仍毅然担任改革小组组长,显示他愿意承担责任,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想担当,敢担当,是政治家稀有的品质,而在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中,政治责任又是最重要的责任,必须有人为可能的失败承担政治之责。
但是,对很多所谓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只想享受权力带来的荣耀与盛宴,刻意逃避承受责任。一有困难,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样的领导人是没有政治责任的,是不敢担当的。当然也难成大事。习亲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主动把改革之责揽过来,并承诺到2020年,在大部分关键领域和环节,使改革见到成效,这实际上说明,习已无退路,决意一搏,他充分预见到改革之困难,因此要以最高领导的权威,全力推进改革,使中国走向现代化。在中国改革进入到关键的时刻,领导人的这份意志、勇气和担当对保证改革取得突破和成功,非常重要。
从改革小组作为一个组织机构来说,虽然三中全会赋予了小组很高的地位和职能,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下,任何事物的重要性,实际是以该机构的行政职别尤其是领导人的权威而定的。理论上或文件上的重要性,很多时候由于人员配备的问题而大打折扣。比如,如果一个组织机构该由党的总书记或政府总理出任负责人,可事实是一个比总书记或总理职务低的领导出任此职,那基本可想而见,该机构不会起到它宣称的作用。相反,一个机构虽然没有规定哪个层级的领导担任组长,但如果人员配备比人们普遍预计的职务要高,它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强势机构。这是在中国特有的行政文化下出现的现象。
改革领导小组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规定,其主要职责有四项:一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 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二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三是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四是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即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样一个职能和任务,显然必须由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领导,否则,改革就不可能打破利益的梗阻和部门的掣肘,甚至,改革政令可能都出不了中南海。这是中国过去改革的一个教训。
中国改革的全面性和艰巨性决定了不能把改革的主导权交由现有的某个部门去行使,一方面,它难摆脱部门利益的诱惑,实践证明,只要有部门存在,就必定会产生部门利益。在中国过往的改革实践中,很多改革是由部门来推进,结果是越推越保守,最大的原因就是受部门利益的牵扯,部门利益最大化、部门权力最大化,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不缺改革设计,缺的是落实
另一方面,现有部门也无足够的权威性去协调、推动和指导其他部门的改革。某种意义上,中国不缺改革的设计,缺的是改革的落实。过去几年改革之所以进展不大,不主要是因为设计出了问题,而是推进不力。每个部门、每个地方、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触动到哪块都会遇到抵抗,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的主导者没有足够的权力与权威,要切除这些利益梗阻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首先是改革的主导者自己本身没有私利,或者将私利减到最低程度——无欲则刚;其次,改革主导者需要有足够的权威,才能打破利益的阻碍。而由习近平亲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无疑会使该小组做出的改革决策层级更高、协调面更宽、更具权威性,以此来强化改革小组的执行力、冲破部门利益格局,保证改革的最大胜算。
改革不是纸上谈兵,改革能不能贯彻好、实施好非常重要。有了最高领导人的亲自挂帅,中国的改革大业有望花开二季。
但是,这样的人事组成也并非没有问题。习亲任改革小组组长固然反映了其政治担当,然考虑到另一个强力机构——国安会也将由习统领,这样,习就集党政军、改革和安全的大权于一身,成为中共自邓小平后又一个超级领导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亦将变成习的一人领导体制。由于领导小组的组成名单没有公布,人们不清楚李是否在这一名单中,担任副组长,倘若李不在这一名单里,那么,这个权力设置很可能导致习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主要是总理李克强的矛盾,架空李和国务院的权力。
这无疑会埋下未来权力斗争的隐患,不利中共的团结。因为习权力再大,其权势也难以超越毛和邓。另外,权力过于集中到总书记身上,会弱化党内其他力量对总书记的监督和制约,习如果对此有高度的自觉和清醒的理智,还好,倘若没有,无疑易导致政策制定的失误。
(邓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