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通过整理1999-2007年的《中国检察年鉴》、《中国统计年鉴》，用“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腐败程度。聂辉华表示。“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的腐败程度排序”中，数值越大，表示腐败程度越高。从数据上看，最腐败的地区多数是东南沿海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其中福建、贵州、浙江等位居前列。

　　聂辉华认为，根据这份排行榜，腐败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是正相关的。一方面，越是发达的地区，资源越是有价值，腐败的机会可能越多；但另一方面，越是发达的地区，如果其产权保护程度和合同履行程度好，那么腐败的空间就会相应变少。反而是一些经济水平中等偏上的地方，有市场化提供的腐败机会，但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腐败自然就会滋生。“制度落后于增长，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非常普遍。因此，我们会看到一些经济水平比较靠前的省份比如福建、浙江腐败程度更严重。”聂辉华说，“此外，由于北京、上海和西藏这三个地区地位相对特殊，腐败程度最小。”

　　不过也有人提出质疑，称“每万名公职人员贪污立案数”所反映的更多是反腐败力度，而非腐败程度。看腐败程度有多严重，一些企业家和本地民众的主观感受才更为重要。

　　不过，在没有更好的数据出炉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排行榜。其中显示福建是最腐败的省份，而北京则成为最不腐败的省份。

　　先看腐败最少的9大省份：

　　1、北京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2

　　2、西藏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3

　　3、海南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3

　　4、上海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3

　　5、新疆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4

　　6、内蒙古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4

　　7、甘肃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8、广东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9、辽宁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再看最腐败9大省份：

　　1、福建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6

　　2、贵州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6

　　3、浙江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4、安徽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5、河南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6、云南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7、江苏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8、山东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5

　　9、江西

　　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4

　　区域腐败对谁影响最大？

　　官员腐败对于当地企业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此次发布聂辉华等人的专题报告《腐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试图研究省级腐败程度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

　　报告得出如下结论，总体上腐败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确定的关系。腐败既不是对所有企业都不利的“沙子”，也不是对所有企业都有利的“润滑剂”，而是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有趣的是报告发现，面对相同的地区腐败水平，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腐败“免疫力”。从所有制的角度讲，国有企业具有很强的腐败免疫力，基本上不受腐败的影响；集体企业对一定程度的腐败具有免疫力，但是更多的腐败会给集体企业带来不利影响；私人控股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欢迎腐败”。

　　当“每万名公职人员贪污立案数”超过大约5件这个临界值时，地区腐败程度将会对企业产生纯粹的负效应。在全国31个省份中，1/3的省份超过了这一临界值，成为“过度腐败”地区。

　　事实上，注重国企领域的腐败是此轮反腐的一大特点。2013年，国有企业高管级别的领导落马者约31人。但这篇报告指出地区腐败程度对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为什么国企不受区域腐败的影响，而私企能够受益？

　　聂辉华推测，腐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之一是管制。管制政策下，企业所能够享受到的政策优惠程度有区别，政府通常根据所有制和规模两个标准对企业实行差别政策。以企业贷款为例，现有研究已经表明，国有银行对企业放贷存在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规模歧视比所有制歧视更明显。国企的控股股东是政府，拥有天然的身份优势，并且平均规模最大。在产业管制政策下，国企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如游说）影响政府政策，使得其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优先保证，不需要通过非法的腐败方式去获取优惠政策。

　　不过，虽然外在腐败影响不到国企的发展，但是内生的腐败却会成为国企发展的绊脚石。国企改制重组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表示，国企腐败直接导致国有企业的利益损耗，间接带来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对国有企业提高效益、产业升级等需求产生阻碍作用。如果不反腐，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想在改革过程中浑水摸鱼的人可能不会少。

　　经济观察报记者统计，2013年31名落马国企高管中，很多都与“亏损”两个字相伴出现，共有8名落马的高管出自亏损的国企。

　　聂辉华认为受反腐败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因为相对而言，私人控股企业在所有制身份上最为弱势，平均规模也最小，因此更可能通过腐败的方式去规避产业管制。中央部门制定的管制政策与私企的贿赂水平无关，私企通过贿赂可以获得额外收益，从表象看来，腐败对民企产生了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