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草率地阻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项期待已久的改革。如果这只是一起孤立事件那也够糟糕的了，但这仅仅是自世纪之交以来一系列自毁行动的最新一起而已，对美国所企求的全球领导力造成了毫不必要的削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本是更新配额分配的重要一步，它决定了成员国货币的赞助额和投票权。这并没有要求美国赞助更多或是降低其投票权重，以及一直给予它的特殊否决权。相反，提案所增加的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配额主要是通过缩小欧洲国家的相关配额来实现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的变化是对新力量崛起以及欧洲统治衰落的一个局部而滞后的响应。事实上，把各国的赞助额与其责任相匹配的准则——有时被称为黄金准则（“谁拥有黄金，谁制定规则”）——也许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比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大会）更有效的原因。

　　无可否认，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试图实施全球领导。他在2010年11月首尔G20峰会（第一届由非G7国家举办的会议）上推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并且成功说服了那些显然不愿放弃权力的欧洲国家。

　　但是国会否决一个总统煞费苦心说服世界接受的国际协议可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就无法说服短视且奉行孤立主义的国会批准国际联盟成立。自那以后，国会否决过国际贸易组织（1948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9年），以及《京都议定书》（1997年）等等。

　　而历史上也不乏重开已关闭国际谈判的尝试，这也是为何国会必须向奥巴马授予所谓的“贸易促进授权”（以加快贸易协议方面的国会投票进程）。不然的话美国的贸易伙伴们就不会认真进行现有的区域和全球贸易谈判。

　　自1980年代以来评论家们一直警告美国可能会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预算赤字，全球GDP份额的下降，从净债权国变为净债务国——而丢失其世界霸权，同时帝国过度扩张的历史假说也重新得到关注。

　　但主要的问题似乎是缺乏意愿而不是经济的匮乏。或者可以把问题更准确的描述为：美国国内政治在应对某些短期事件时在过度孤立主义和过度干涉行为之间大幅摇摆，并缺乏任何长期历史视角的指导。到目前为止，也就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束十年以来，估计花费了4万亿美元（包括老兵们养老送终所需的医疗保健），钟摆的方向显然已经回到孤立主义那一侧。

　　人们希望，那些在三个月前愚蠢地让美国政府关门的，目光短浅的国会成员已经意识到该事件对美国造成的信誉和全球领导力的损害。最明显的是，奥巴马政府不得不缺席十月在巴厘岛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阻碍了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进程。大量报道称，亚洲国家从奥巴马的缺席中得出结论：它们应该转而培养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以及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权力日益膨胀是一个现实。这正是为何美国支持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承担更大作用是如此重要。

　　中国的崛起是好是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现有势力是否能为新人腾出空间——这是最早被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意识到的一项国际稳定风险，他发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正是斯巴达对雅典力量崛起的回应。同样，一个世纪以前，对德国崛起的无法容纳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一个新的大国关系模式”听起来很平淡无奇，但这句话显然表明了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警觉。它体现出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开放合作以避免重复公元前431年和公元1914年的大悲剧。唯一明智的方法就是接受他的提议。

　　除了从全球债权人变成了债务人之外，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持续延续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碰运气而已。在亚太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历史和领土摩擦保证了美国的存在仍然比它的缺席更受欢迎。与此同时，欧洲财政政策的愚蠢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

　　亚洲人清醒地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介入欧元危机时提供了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更多的支持，因此也顺理成章地认定应该对组织的运作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新兴市场国家是如此难以团结，以致在2011年它们未能推举自己的共同候选人去竞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的。结果尽管前三任未能完成任期的主席都是欧洲人，但另一个欧洲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再次夺得头把交椅。（拉加德工作非常出色，并没有对欧洲唯命是从，但这不是重点。）

　　对美国开明领导的潜在全球需求最早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并能在预算收缩甚至误入歧途的军事干预中保存下来，但却逃不过美国国会对这一利益的主动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