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发展成就可圈可点，不仅巩固了以往的教育成果，而且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实现了教育的大幅度跃升。教育发展被转化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重要贡献因素。

　　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初衷是延缓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以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出乎意料的效果，则是中国高等教育由此进入大众化阶段。高校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5万，蹿升到2012年的680万。高校扩招还有一个意料之中的附带效应，那就是拉动了高中入学率的提高，两者共同增加了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

　　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存在着教育可能过度发展的担忧。

　　正像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往往伴随着毕业生就业难和工资相对降低等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由此形成一股批评浪潮，认为扩招带有某种盲目性，以致政策上也开始变得谨慎，2008年之后招生数量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在上述政策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国家财政对教育支出的大幅度提高。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的目标，直至2012年才终于实现。但是，这个数字足以解决中国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来弄清楚，有哪些因素已现端倪，并可能在未来阻碍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是使用扩招前的数据还是扩招后的数据，计量经济学研究都表明，高等教育比较低教育阶段的回报率更高。

　　当然，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人们才会做这种猜测：是不是我们本来不应该如此大规模地扩大高等教育？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就是说，根据人力资本回报率来判断高校扩招是否盲目，或者回答过去十余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导致教育过度的问题，是简单且直截了当的。无论是使用扩招前的数据还是扩招后的数据，计量经济学研究都表明，高等教育比较低教育阶段的回报率更高。

　　在这些研究中，使用扩招后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更有意义，因为扩招之前由于大学毕业生比重很低，物以稀为贵，得到较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是在情理之中的；而如果在扩招之后，高等教育仍然得到更高的回报率，则意味着这个扩招是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例如，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李宏彬发现，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拥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凭的雇员，平均工资高于高中毕业生雇员的幅度继续提高，2009年达到49%。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劳动者群体的就业面过窄。

　　中国就业者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2010年为10.1%，比美国2006年40.1%的水平低30个百分点。把两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的行业分布相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过度集中在金融、信息、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等行业，这几个行业中大学生比重甚至高于美国。

　　而那些直接生产性行业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比重，中国比美国要低很多。例如，在农业中的大学生就业比重，中国是0.6%，美国则高达24.6%；在制造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3%，美国为30.0%；在交通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8%，美国为27.1%；在商业、贸易、餐饮和旅游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1%，美国为28.6%。

　　拥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并不自愿从高端服务业转向制造业甚至农业这些传统上认为的低端就业岗位。一方面，直接生产性行业对高端劳动者的需求增长，有待于这些行业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只有发挥市场力量，经过从寻职、待业到就业，从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才可能实现大学生就业结构的更加均衡和多样化。这个转变过程也是一个劳动者遭遇冲击的过程，无疑需要社会保险体系提供一个安全屏障。

　　我们还有必要跳出即时回报率这种功利的考虑，从更长远的视角回答：我们为什么需要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表明，受体制制约因而缺乏创造力，的确是中国的现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直至去世之前，在病榻上仍然思考着，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美国的百岁老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去世之前提供了自己对“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他认为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一个创意的市场。市场，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个舞台或者平台，思想或者创造力借此得到孕育、诞生、哺育、激励和成长。因此很显然，大学的健康且快意的发展，是产生这样一个市场的前提。中国的大学体制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但绝不应该成为因噎废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