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似乎变得越来越敏感。对于中国在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坚持，美国人理解为中国式的傲慢。在这种心态下，美国人开始用美国式的傲慢对中国指手画脚，这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尤为突出。

　　全球经济复苏后，世界经济寻求“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也要找到新的平衡模式。美国减少消费，中国减少对美出口，或是中美“再平衡”过程中最好的路径选择。但处于“去杠杆化”中的美国不仅要减少消费，还要扩大出口。不幸的是，美国的政客和激进学者却把人民币升值作为扩大美国商品出口的方法。随着美国对人民币升值压力逐渐增大，这场争执正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从中美两国政治人物近日的表态看，汇率问题政治化已经不可避免。本来，中国国内学者正在探讨重启新一轮人民币汇改的可能性。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暗示，危机时期人民币盯住美元的特殊政策将适时退出，这意味着中国将启动新一轮汇率改革。但美国不断施加的压力让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经济决策的政治后果，这或许延缓中国的汇改时间表。

　　客观讲，中国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再度进行改革，但究竟是一次性大幅升值，还是小步快走，仍存争议。由于均衡汇率水平难以确定，一次性升值的成本无法估量，因而在经济刚刚复苏之际，中国绝不会贸然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

　　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实际陷入了全球化的悖论。鼓吹自由贸易，推动全球化，推广西方价值观，一直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部分。但美国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也陷入了自己预设的陷阱。全球化导致国际分工重新调整，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利益，美国在传统制造业方面已经缺乏竞争力。再加上不合理的全球货币体系，使美国不得不面对国际收支长期逆差的局面。

　　因而，美国如若改变逆差局面，一方面需要加强具有竞争力的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出口，另一方面更要改革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减少其他国家对美元的需求。

　　事实上，美元长期实行贬值策略，一方面意欲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也想减轻债务负担。但这种弱美元战略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可见，汇率问题并不是美国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全球化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为受益。中国在加入WTO后，受强劲外需支撑，制造业产能大肆扩张，并在低劳动成本等优势下，获得了巨大的出口收益。这种全球化红利，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尽管中国需改革要素定价机制，但这需要过程。中国在积累了过量外汇储备后，必然要对汇率进行调整，以减少贸易顺差。但美国人应认识到，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内在要求应基于中国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而不是帮助美国人扩大出口。

　　在美国学者中，要求对人民币施压最为激烈的言论来自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大家，克鲁格曼似乎犯了一个简单化的错误，即认为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即可解决美国就业问题。殊不知，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即便中国减少对美出口，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会替代中国。

　　所以，美国扩大出口的关键在于放松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因为这是美国的比较优势。而美国要减少贸易逆差，则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因为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必然是长期贸易逆差。

　　美国与中国的纠结不会解决美国自身问题，反而可能延缓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政治影响，人民币绝不会一次性大幅升值。顾及美国长期利益，美国政府也不会将中国列入汇率操控国。中美汇率之争，最多就是一个政治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