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后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伊格纳西奥·帕兰乔斯 -韦尔塔（Ignacio Palacios-Huerta）问道。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他向其他经济学家问了这个问题。诚然，经济学这一行并未预测到金融危机，但他在新书的引言中写道：经济学家“相比其他人 群对于人类互动的规律更了解，其思考的深度和所用的方法也更强”。（立场声明：我曾试图将帕兰乔斯-韦尔塔的理论推销给足球队主罚点球的队员，结果没人愿意出钱。）

　　经济学家们很喜欢他提出的问题。2012年诺贝尔奖得主阿尔文•罗思（Alvin Roth）用电子邮件回复道：“嗨，伊格纳西奥：让我惊异的是，你的邀请很有吸引力。恐怕这是一种衰老的表现。”同样自告奋勇为此书撰写章节的，还有另两 位诺贝尔奖得主。由此诞生的《100年后》（In 100 Years）一书，为我们的重孙辈所处的世界勾勒了一些可能的轮廓，包括以下方面：

　　更长的寿命将促使我们改变生活方式。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平均寿命增长了大约30岁。再过一个世纪，普通人或许能活过100岁。这种状况甚至在现在的穷国也有可能发生，这些国家的人均寿命正在快速上升，得益于患有腹泻类简单疾病的婴儿得到了成功医治。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的安格斯•狄顿（Angus Deaton）表示，将来在癌症研究上的进展可能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降低了心脏病死亡率的“心血管革命”（cardiovascular revolution）相媲美。人们的健康应该会继续改善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希望健康得到改善，并且愿意（为相关创新）买单”。

　　罗思则预言父母能操纵子女的基因。他写道，某些方法“可能会被视为对子女精心养育的一部分”。他还认为，由于能改善“注意力、记忆力或智力”的业绩提升药物的出现，人们将变得更高效。

　　一旦人类能够健康生活更多年，他们很可能会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罗思表示，如果养育子女占据的人生长度相对减少，人们可能希望在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伴侣。他写道，可能会出现“终生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制新形式”。

　　更长的寿命也会改变人们的职业生涯。巴塞罗那泊普法布拉大学（Universitat Pompeu Fabra）的安德勒•马斯-科勒尔（Andreu Mas-Colell）写道，“典型的职业生涯”可能意味着30年高强度工作，“再加上多年的低强度工作”。

　　机器人将带来的改变远远不限于工作方面。当今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是，任何想学习会计学的人都需要考虑这一行在职业生涯期间可持续的几率。短短几十年后，自动驾 驶汽车会代替出租车，机器人会写我正在写的专栏。1987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M•索洛（Robert M Solow）写道，100年后我们可能生活在“经济的恶梦中，在这个恶梦里机器人从事所有生产活动，包括生产机器人”。马斯-科勒尔指出，剩余的工作岗位 可能更为有趣，因为其他一切工作都能自动完成。

　　机器人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人类的受教育程度将会更高。在富裕国家，对未受教育员工的需求已 经大幅下跌。100年后，机器人将导致贫穷国家也出现这个状况。我们的重孙辈将会把我们视为无知、虚弱、渺小的农民。他们在情感技能方面受到的训练也会比 我们强，因为这是他们可能比机器人强的领域之一。正如哈佛大学（Harvard）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所写的：“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世界，那里富人不愿为能干的服务提供者所带来的愉快互动买单。”

　　从过去的潮流来看，教育水平高的人群更有可能提出对民主与和平的诉求。然而恐怖分子也将拥有可怕的科技。

　　罗思写道，面对面交流可能会继续失去其相关性。让我拓展一下他的想法：100年后，你可能会邀请某人的全息图进入你的起居室，而不是用Skype呼叫他。到那时，物理距离上的接近（可能）只对性爱有意义。

　　随着物理距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上世纪的城市化潮流可能会逆转。100年后，人类也许将更有效率地分布在全球。他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东京都的居民曾经多于整个西伯利亚。

　　气候变化可能会令西伯利亚或加拿大北部增加居民。在这本书中，经济学家们预计人类不会为阻止气候变化而付出很大努力。哈佛大学的马丁•威茨曼（Martin Weitzman）怀疑，只有在这个问题开始影响人类之后，人类才会试图解决它。

　　他表示我们不能预测气候变化的程度。这其中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他担心，某个绝望的国家最终会采取一种“廉价得难以置信”的单边解决方案：向平流层发射由反射性粒子组成的“遮阳层”，以阻挡部分太阳射线。这么做可能会让地球凉下来，不过它也可能带来意外的可怕后果。

　　多数作者都同意，由于更高生产率的推动，全世界收入水平可能会提高很多。罗思表示，100年后，全世界最穷人群的生活水平可能会像如今的美国中产阶级一样。 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普林斯顿大学的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写道，发达国家收入的增长远远没有这么重要。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等“幸福理论家”声称，一旦人们的收入达到每年1.5万美元，更多的金钱并不会让他们更幸福。在这本书中，多数经济学家对收入水平的担忧不 如对社会不公的担忧多——在机器人时代，社会不公的现象可能会比今天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