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选载自《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作者：许纪霖，中信出版社出版）

　　中国的崛起，今天已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事实。中国今天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她将继续往哪个方向发展，让全世界都迷惑不解。吴建民说，中国现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准备，我们自己更缺乏准备。本来邓小平制定的国策是韬光养晦，不出头，甘于边缘，一门心思搞建设。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西方世界开始衰退，中国继续高速发展，一下子让全世界聚焦中国。中国成为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中国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

　　本文将论述三个问题：第一，晚清以来的强国梦包括两个梦想，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然而，在近代中国大部分历史当中，一直是一个梦遮蔽了另一个梦，即富强压倒了文明。第二，在富强梦的背后，有一整套从上到下都信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人民的精神状态，也造就了中国的现实。第三，中国崛起之后，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富强走向文明，为了既不脱离世界的主流价值，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明？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改变了中国

　　富强是一种追求，这追求背后要有精神动力，就是一种强烈的致富欲望，通过竞争和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满足永无止境的内心欲望。这就是歌德所描绘的浮士德精神。我这些年在欧洲、亚洲和北美不少国家访问，发现浮士德精神最早出现在西欧，但到了20、21世纪之交，竟然在华人社会当中表现得最为强烈！过去的中国人不是这个样子，作为孔子的后代、重义轻利的儒教徒，中国人并不看轻物质和民生，也重视钱，但不认为富裕有什么内在的价值，富裕只是实现大同理想的工具，人们追求个人生活的小康，有恒产者只是为了有恒心，成就个人的德性。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脱胎换骨，不再讲和谐，而是讲竞争，相信法家的那套富国强兵理论，信奉永不满足的欲望追求的？

　　这个变化，是从晚清开始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输给日本，中国的士大夫开始觉悟，发现中国原来的学生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自己，原来是脱亚入欧，不再讲和谐，而是转为讲竞争，讲优胜劣汰。于是19世纪末进化论由严复引进了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的是自然界的进化，但他的很多信徒，像赫胥黎就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有的伦理规则；而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则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是这么进化的。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自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进化论进入中国以后，整个中国为之沸腾，大家都信奉竞争是世界的公理，只有竞争，国家才能复兴，个人才能进步。

　　进化论作为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的宇宙观，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但进化论不一样，它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看谁有力量、有物质实力，有超越他人的生存能力。只要有了各种各样的力，你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甲午海战之后，整个中国开始讲工商富国。比如晚清的知识分子杨度鼓吹“金铁主义”，金就是黄金，经济富民，发展工商业，铁代表的就是军事，要走富国强兵的道路。他这一套学的是当时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从晚清一直到今天，富强这个追求从没有断过，虽然追求的文明理想在改变，但即使是在“文革”时代，有一个东西还是没有放弃，那就是富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动力，那就是竞争。我们要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晚清的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强权》一文，他说世界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压制弱者，这是世界公理，世界只认强者不认弱者。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弥漫。中国人有的将“权力”和“权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但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高，谁的权力就大，拥有的特权（特殊的权利）就多。晚清以后的竞争，就是人人争夺特权和强权，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就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在洋务运动时期，重心还是物质救国，追求船坚炮利，看重的是物。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搞维新运动，重点便转向了人。梁启超、严复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强大，除了有无与伦比的物质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有能力、有竞争力。儒家传统重视的是人的德性，但现在转为强调人的能力，即所谓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有三种：德力、智力和体力，连德性和知识都成了竞争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最后都被归结为有竞争能力的人。因此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像古典的大学和书院那样着重培养学生自由的人格、拥有博雅的知识，而蜕变为一个实用的、功利的目的：让学生更多地拥有在社会上竞争的能力。

　　此外还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其理论归结起来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从晚清到今天，社会弥漫的一直是这样一种竞争氛围，它整个儿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力超群之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是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为什么富强压倒了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文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盛、日本之所以可以打败清政府，除了富强之外，另外一个秘密武器就是文明。西方的现代文明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我们先来看这二者的不同。富强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个层次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物质力，第二个内容是前面讲的国民的竞争能力。富强还有第三种含义，就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从晚清新政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制度在不断变革。制度的变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这要看变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变革不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运行能力，那么这种变革就与文明无涉。用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制度的合理化，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内涵，具有两个特征，一是计算投入产出比的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二是中性化的、非人格化的科层官僚管理制度，前者是会计学，后者是公共管理学，它们都是现代社会之所以有效率、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制度秘密。而且，这种讲究效率、讲究理性的制度合理化，可以与各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体制相结合，既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属于社会主义。只要是追求富强、要融入全球化、提高效率、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目标，都可以往制度的合理化方向去改革。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从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文明问题、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与富强相比，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类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那么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呢？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灭种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落后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虽然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权相衡，还是富强更重要。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势，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民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甚至按照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说法，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清思想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当时只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用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用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遵行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义者会强调西方人自由文明的一面，而新左派会更多地批评西方人野蛮扩张侵略的另一面。文明与野蛮这两面在西方内部也不断冲突，具有紧张性。世界发展到今天，文明的一面在强化，殖民主义的野蛮一面逐渐不具有正当性，只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赤裸裸地以强权的方式、用野蛮的方式推广文明。

　　面对西方的两面性，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家为文明国，所谓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这套逻辑发展到极致，便是外交决定内政，当务之急是亡国灭种，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国内曾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作者也是用这套逻辑，将美国看作最主要的外敌，认为中国现在不用再韬光养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认为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这本书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却是西方在东方最优秀的学生，而且学的是近代西方最糟糕的野蛮这部分，青出于蓝却不如蓝。为什么呢？因为近代西方的野蛮性还有文明一面的制约，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讲什么“持剑经商”，而不要西方的文明价值。假如到了2050年，真的像马丁·雅克所说的中国压倒了美国，建立了全球霸权，中国统治了世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们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们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帝国主义精神所征服！是的，假如到了2050年，中国抛弃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近代文明，学的只是近代西方的富强精神，即使中国能统治世界，但最终的精神胜利者依然是西方。假如你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

　　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是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而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面临文明解体，只认强权。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得深刻，大意是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中国是一片乱象，整个儿是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天下就是谁的。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早就注意到中国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洋务运动的鼻祖曾国藩，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用人方面不仅看才还要看德。但是到了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做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那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你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果然年轻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武夫当国、势力当道，民国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坏的政治传统，从袁世凯到他的反对者孙中山，皆迷信权势，殊途同归。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到处与地方军阀联络，再同日本谈判，希望借助内外军阀的势力重整革命。不管是独裁者还是革命者，崇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力。孙中山一直到“五四运动”胜利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不靠武力，凭借现代的文明观念，依靠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也可以征服天下。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力，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则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的社会现状，认为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丛林世界，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传入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此外还有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就是都成为杀人主义。

　　100年之后，我们重读杜亚泉的话，依然能触动心弦。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大家对市场经济充满乌托邦的想象，以为市场经济会给人带来自由，带来现代的民主政治。很少有人意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因而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有坏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国近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条最坏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背后有一种精神，就是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炫目的富强、日新月异的进步，但正如章太炎所说，历史进化当中，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社会在富强的同时，也蜕变为一个充满物质欲望的金钱主义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隔绝、缺乏有机联系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努力奋斗，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相互厮杀。要避免出现竞争的无序化，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种利益之上、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的威权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还有一批人脑子比较清醒，也看出这个社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种无力感，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怎么办呢？只能做犬儒，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从民国初年以来的社会便是这个样子，而且精神的价值、伦理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重要的是穿衣、吃饭，国家要强大、人民要富裕，这就成了我们今天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这套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老百姓当中非常有影响。老百姓普遍认为，人活着是为了穿衣、吃饭，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有钱才有尊严，今天看一个人有没有尊严，不是看你有没有德、有没有知识、精神上是不是高尚，重要的是你穿什么品牌的衣服、开不开车、开什么车、有没有房、住什么房，这些都是你出去之后是否会受尊重的标志，这被称为消费主义，你消费得越多，越过高碳生活，你越是有身份、受到尊重。它和国家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恰为互补，而伦理的、精神的东西，核心价值是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这曾经是中国的历史，不幸的是，这样的历史今天又在重演，而且以一种变本加厉、极端的方式在重演。中国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今天强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不要忘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

中国要的是什么样的文明

　　民国初年乱象丛生，很多有反思精神的知识分子，比如杜亚泉、陈独秀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意识到光有富强不行，还要有文明，“五四”讨论的核心问题不是富强，不是启蒙，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其讨论的是伦理的觉悟问题。我们要什么样的文明，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和西方调和起来的第三种文明？我们会发现，“五四”最大的觉悟，就是文明的问题开始凸现，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90多年了，不要以为“五四”只是爱国运动，它实际上是一场世界主义的运动，他们争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权益，还是世界天下的公理，就是文明。巴黎和会不公正，不仅仅是因为它侵犯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因为它违背了世界公理，而这个公理又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五四”的学生宣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争的是天下的普世价值，即文明。“五四”爱国运动的核心，骨子里是一场世界主义的争取文明的运动。

　　大学者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忠实崇拜者，连名字都改了（原名胡洪骍）。1914到1918年欧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打把胡适打醒了，他知道这一套强国梦、富强梦最后会给人类带来毁灭。他当时在日记里这样写：拿破仑大帝当初曾经以睡狮比喻中国，睡狮醒了之后世界要为之震惊。我们今天都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被称为睡美人，中国之强，文明古国，贡献给世界的不应该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就是中国的文明。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那么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做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而应该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走自己的道路。任何国家对现代性的探索，都应积极开展与普世文明的对话，在融合主流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文明的独特性，从而扩展普世文明的内涵。

　　中国已经实现了“富强的崛起”，不过，进一步的“文明的崛起”，中国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