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父親出生於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註：清朝政府於1862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1912年，北京發生兵變，梁家被變兵流氓洗劫，從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職，不愁生活，以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時，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於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這都應歸功於早期教育賦予的他在中國古典文學上的修養。

　　父親14歲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父親是一個老式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從來沒有獨自在外闖蕩過，要捆起鋪蓋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尋常之事；況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更是難以想象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決定後，便急得哭起來。 但父親很順利地考上清華。我想清華八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

　　清華那時叫“清華學校”，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進行西式教育。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下午的課如國文、歷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那些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來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的8年學習中，對父親影響較大的一位應該是梁啟超。那時梁思成是父親的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學生商議想請梁啟超來演講。通過梁思成這層關係，父親他們很順利地請來了梁啟超。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這樣謙遜又自負的話是很難聽得到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他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啟超的激情和文採給父親留下深刻印象。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所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以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的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裡之後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虧他有“先見之明”，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出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或許由於太緊張，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着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1923年8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地戀愛了；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年夏，父親在四川北培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的消息，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經許地山的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麼？”“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兩個人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緻勃勃地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的旁邊，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是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並不是一個恃才傲物的人，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秋郎”，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文革”中，父親在台灣聽說“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他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一文，回憶兩人幾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見報後，女作家凌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但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正在醫院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但仍能感覺得到她的風度和優雅。冰心見到我非常高興。我交給她父親叫我帶給她的一本書，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冰心很開心地笑了，然後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年秋，父親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里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着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裡卻往小碗炸醬里加了四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拚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里看戲。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對於戲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選，一時竟然競爭頗為激烈，爭來爭去之下，顧一樵乾脆讓父親自己來演。冰心在裡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女演員站在那裡微笑，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走過去，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嘆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實外國人並不懂得他們究竟在演了些什麼，只是覺得那些紅紅綠綠的服裝和正冠捋須甩袖邁步等的姿態很有趣，當時還有這樣一個插曲：他們讓演趙五娘的那位中國留學生抱着琵琶，選個詞闕自彈自唱，結果“趙五娘”唱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要知道這是唐朝賀知章的詩，而唱的人“趙五娘”卻是東漢時期的人，不過好在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

　　動蕩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三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着回國，是因為我的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之言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着年紀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說自己已經有了意中人，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着了急，學習一結束就趕緊回國了。1927年2月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平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親以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戰爭”，張舜琴經常哭着跑到我父母那裡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了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志摩等過從甚密，他們都是“新月派”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適叫“大哥”。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論戰”。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是非非，那時我們在台灣，魯迅的書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節”。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陸續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父親回答得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兩個人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文學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作品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寫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現在關於那場論戰，已經有書把他們的文章全部收集起來，現在的讀者也有閱讀所有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親又帶着家人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1歲多時，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請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島，尋訪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時，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實秋故居”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有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戰爆發，父親聽說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7年之久。1944年，母親隻身一人，帶着我們三個孩子11件行李，從北京南下，藉助於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我們團圓的那一天，母親帶着我們站在屋子裡，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着我們三個孩子，用手指着我們一個個激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在很多人眼裡，父親也許是個“洋派”的人，這可能是由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他們當時一半時間住在美國白人家庭里，一起吃飯，就要遵守美國傳統家庭的規矩：吃飯要打領帶，正襟危坐。但骨子裡，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一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穿中式長袍，千層底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很土。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父親也不以為意。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併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二人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同行。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着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結婚，沒有同我們一起走。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好的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北大。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它物。 我們初到台灣時，對“2？28”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陸人與台灣人的關係十分緊張。當時台灣有個很有名的林挺生先生，是台灣屬一屬二的工業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紹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父親很過意不去，林先生就請父親到他辦的工業學校教課，教的是初中生，中文、歷史、英文，哪門老師找不到，他就讓父親教哪門課。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學習，父親的課他都坐在最後一排旁聽，並且記筆記，非常認真。每隔一段時間，他都來向父親請教問題，每次來都畢恭畢敬地向父親鞠躬，他們的談話絕對不涉及個人閑談，全部都是為人處世之類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幫助，我們度過了在台灣最初的艱難時期。

　　台灣那時也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專心教書、寫稿。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竟直接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此事，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然說出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的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查私人信件、將內容外傳、又傳回寫信人，我們當時除了覺得滑稽，也只有無奈。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着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的心臟，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着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時，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帘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是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察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一律判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 情，但也無濟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台灣，父親重新開始了他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3歲。後來因為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十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之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台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台灣的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但無論天氣多熱，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經常是揮汗如雨地坐在那兒翻譯，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建議父親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翻譯，但其餘兩位後來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在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很苦的事，因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寫的，首先很難讀懂，再“信達雅”地翻譯出來，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着說：“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翻譯的後期對父親來說尤其艱苦，因為他喜歡的劇本已先譯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較枯燥艱澀的。這時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堅持下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訂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的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而在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了台灣、去了美國以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的，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嘗了後，總是搖頭嘆氣：“不一樣，不一樣！”我在台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獨生女”。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里，喝茶閑聊，話題多半是“吃”。從當天的菜肴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地道做法，然後慨嘆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跟着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里發現，他們手拉着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的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前，母親以一慣的自我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着急，治華（註：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術室門口，母親還應醫師之請微笑了一下。幾個小時之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的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

　　1987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蹤。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託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 雖然父親後來與韓菁清女士又結了婚，但我沒有與他們生活在一起，詳細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還是像以前那樣給我寫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壞，他仍然時常陷於對母親的思念里不能自拔，幾乎每年在母親的祭日那天他都會寫一首詩紀念，而且幾乎在每一封信里，他都會寫“汝母”，他都會很沉痛地懷念母親。

　　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們心裡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誦經焚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母親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台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平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彙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年的經歷，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時前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着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着腰，全身在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做他的沒出過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趙鐘英：读《我的父親梁實秋》

　昨天我弟弟電郵了一篇文章，是我南開的老同學梁文薔寫的文章《我的父親梁實秋》。這馬上就讓我想起了當年的許多故事，這應該是差不多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她是我南開初一初二的同學，同班的有赖韻玫，徐則莊，許燕吉，陳棣德，熊季華，陈曼，吳珊眉，徐国榕，彭菲菲，陶宏，黃彬彬，高宏瑾（我們叫他小數點），其他我記不得了。手頭有一張在女生宿舍門口的全體照片，現在找不到了。還有一張在草地上寫了南開校訓，日新月異全體合照，也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 那個時候就是1944，1945年，我們才是十一二歲吧？抗戰勝利，小日本人投降的時候，是1945年8月15號，同學們跟著家人慢慢地回南京了，那年正好十三歲。

　　還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馬上想不起來了，現在就記下映像很深的幾件事情。 開學回到學校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己的木板床條拿到鍋爐房裡面去把那些臭蟲蒸汽蒸死，肚子餓了學校的大鍋飯吃不夠，要跑到合作社去買麵包來吃。合作社很遠，好像在男生部。因為媽媽說的”吃得飽，才考得好”，家裡用人做了榨菜肉絲菜給我帶給大家吃，可是不到一頓飯就吃光了。

　　那個時候大家都要穿童子軍衣服，要上童子軍訓練，規矩還非常嚴格。我們初一的時候看到她的姐姐梁文茜上高一，我很記得他那囬在台上的演講比賽，開頭幾句就是 “南開，南開…..，”我們的張伯苓校長就說，你們都要好好的念書，你們如果不好好的念書的話，將來南開就變成”难跨难跨”……了，就是过不了关的意思。大家都怕被刷掉，怎麼有臉回家見媽媽爸爸？所謂我們無法見江山父老，心裡還真是很緊張的。

　　那時我家在北培，很遠，一個學期才回一次家，很想家，常哭。 那個時候白先勇還太小，沒有上我們學校，他的兩個姐姐白先慧和白先智就和梁文茜，何春意，劉星星同班。我們小不點就非常羨慕高中部穿陰丹士林布旗袍的大姐姐們和穿麻制服的大哥哥們。看他們走來走去十分精神。我們小不奌就是穿童子軍衣服。對他們我們佩服的五體投地，學校也對他們另眼看待.心裡想我們甚麼時候才能像他們一樣神氣活現呀？

　　我們很不喜歡女生宿舍管理我們的上官麻子和楊大餅（這是我們給他們取去的諢名），喜歡我們的班主任，童子軍主人王克仁老師（她長得漂亮，捲髮），上課的時候，給我們講塔里的女人，是無名氏寫的小說。 我們班上有個高高的女孩兒，叫熊季華，他是熊式禈的女兒.是我們班上唯一的有派克51的鋼筆和唯一的玻璃皮帶，我們管他叫比利時，習慣給他起哄。

　　那年成绩展覽的時候，我們就喜歡偷偷去看別人的周記，在高中的男生和女生，羨慕他們在學校的活動，比我們要自由得多。 我們三友路上有三人行，問大家“三友路上三人行，三副眼鏡三拐棍”你還記得這三個人是誰嗎？猜不到，那我就告訴你吧！他們就是張伯苓，俞傳鑑，好像第三個叫王文田。 我是1945年回到南京的，那個時候我們實在是太小了，不大記得很多事情，但是我就記得“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時候，我們小不點們用毛巾包牙膏，肥皂，牙刷給這些大哥哥們。 我們的美術老師叫做單淑子，還是我們家鄰居的兒媳婦。他總是誇我說我有藝術天才。是中央大學藝術系畢業的。

　　那時候我就喜歡看小說，巴金寫的家春秋，也喜歡寫話劇，小小年紀，我最喜歡跟朋友一起去城裡看日出和雷雨，有些演員的台詞我都背得出來。現在想起來我還是覺得很有意思。直到今天我還是一樣喜歡 舞台話劇和歌劇。 我們家住在小龍坎，楊家花園的旁邊有個有名的風景點，園子很大，在俄國領事館的隔壁。好像看得到珊瑚壩飛機場。最近還在網上看到南岸，臨江門，朝天門等等的黑白照片。又想起很多抗戰時候的旧故事。

　　看了文薔的文章，我已經有差不多四十年沒有他的消息了。那時候她住在西雅圖的時候，我弟弟也在波音做事，我記得他爸爸媽媽出去走路，她媽媽給那個很重的梯子掉下來，她媽媽的頭受了很重的傷中結果就過去了。他爸爸跟那個台灣的韩菁清結婚。梁實秋跟許地山，謝冰心都是一個時候的人。所以他們的小孩就是跟我們差不多年齡，又是同班同學。冰心是浦丽琳的乾媽，也是和我一起出國的好朋友，現在住在加州。他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寫了好幾本書。我可是一事無成，只是喜歡湊湊熱鬧。上大學的時候，我們一起在少年中國，中央日報海外版和其他報紙一起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