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过，办深圳经济特区“要杀出一条血路”，“要敢闯”。我1983年作为中央要求深圳经济特区“总结经验”文件的调查者和执笔者，对此有深切体会。中央办经济特区没有给钱，只划出327.5平方公里的土地。从那里“杀出一条血路”？怎样“闯”？特区的“敢吃螃蟹”的建设者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全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从体制上“闯”，搞中外合作、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让国际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而政府发挥协调作用。对旧体制而言，这就是“一条血路”。1983年，深圳经济特区引进外资总额达92亿港元，其中合作、合资企业占96%，独资企业占4%都在五星红旗之下。历30年之奋斗，深圳由一个只有900位居民、一条约一里长的老街开始，建成327.5平方公里高楼林立的国际化大都市，而与香港相辉映。现已扩大到整个宝安县，完成了农村城镇化。这就是经济特区之“特”，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成就了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仅次于美国。

　　今天，中国大学改革开放，敢不敢像当年深圳那样，从体制上突破，“杀出一条血路”？我们的大学是不是依然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中“巍然不动”？看美国没有“国立”大学，各州有“公立”大学，但私立大学成为世界的大学明星：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顶尖大学成为美国政府的骄傲。现在连朝鲜也设立私立大学“平壤科技大学”，引进国外教授治校。我国敢不敢从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国内顶类大学中拿出40%的著名学院、系、实验室和40%的优质教育资源（包括教授），去与世界顶尖大学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牛津等，搞合作，合资办学？从而以多种形式进行学术自由交流、科学前沿联合实验、教授自由流动、学生交流、留学及学分、学位互认互换，通过“在线课程项目”进行网络远程教育等等，全方位推进大学国际化，共同发展？诚然，象美国每年须进行7次全国统一高考招生那样，中国大学全国统一高考招生为底线不能动摇，此为国之大法。这也许能加快我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并能较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这里不要搞什么“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要发《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类文章，都扭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道路上一股劲去闯。须知，全球化时代，各国大学将进入合作，合资办学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已率先与世界各国著名大学校搞合作办学和设分校。北大里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中心和分校。大学合作、合资办学是一条康庄大道。全球化使大学更加开放，知识没有国界，大学追求卓越，人类文明使高峰更高。

　　历史的需求，必然变成历史本身的推动力。对历史转折的重大行动及经验，特别值得借鉴。美国是世界教育强国，世界顶尖的大学和诺贝尔奖得主大多在美国（约占70%），她支撑着美国的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地位，引领着美国的未来希望。美国大学历史转折点在哪里？它就在1957年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后，美国“举国上下感到巨大压力”，美国政府发表《国家危险了，必须对教育进行改革》的报告，实施大学改革，结果把欧洲剑桥、牛津等老牌大学抛在后面，从而取得今天独步地球的成就。教育改革家钱学森90高龄而忧虑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对先哲之问，我们感到“巨大压力”吗？我这个小人物在博客上发表《大学大变革时代》、《大学改革要回答‘钱学森之问’》，今再发本文。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是20世纪初世界上无人可比的伟大校长，指出大学要“保有独立的资格”。美国的大学具独立法人资格，都有大学章程。北大、清华成立时也都有大学章程，虽规定第一要义“一曰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但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章程亦无法执行。如果大学能搞中外合作、合资办学，必然订出章程以执行。现在，我国经济基础已经改革，上层建筑更高层的文化教育必然随之改革，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就能办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且必须是世界五强之一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才可与中国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际地位相适应，与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人民币流通量仅次于美元的地位相适应。举国上下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推动大学改革开放。一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