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发展过程中要兴建各类企业，要建设各类基础设施，以及要更新原有企业的装备，所以投资需求必定是十分旺盛。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呈不断上升趋势，投资热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随着投资热的形成，信贷急剧膨胀，然后伴之而来的便是通货膨胀和某些部门的产能过剩，使中央政府不得不紧急刹车，转而实行紧缩政策。财政和信贷两个闸门一关，经济增长下滑了，失业人数增加了，财政收入也相应地下降了，地方政府纷纷向中央政府诉苦，于是又转向刺激经济的做法。如此周而复始，便产生了中国经济中的投资冲动怪圈。

　　在市场化推进而金融监管制度还不健全、完善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中的投资冲动怪圈经常同资产泡沫怪圈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在刺激经济和扩大投资的同时，低利率和信贷规模的增大也往往体现于资产的炒作上。投资者以低利率取得贷款后，为了赚取较高的利润，把一部分资金投入了股市、楼市或其他资源性资产的交易中，于是形成了资产泡沫。资产泡沫的破灭必然使实体经济受累，加速了投资冲动怪圈累积而成的问题的爆发。

　　要摆脱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关键在于加紧推进中国经济的转型。这是最重要的“事前调节”措施。经济转型有助于消除产生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的基础。经济转型的进展，意味着数量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逐步转变为效益型、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即使投资依然起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可以大大减少产能过剩现象；即使信贷规模仍会达到一定的程度，但可以避免大量信贷资金徘徊于实体经济之外而忙于资产的炒作，从而助长资产泡沫的滋生。尤其重要的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将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内需会随之扩大，经济增长将调整为投资带动与消费带动并重，进而减少了经济增长率主要靠增加投资带动的依赖性。

　　投资冲动怪圈和资产泡沫怪圈的背后实质上是经济体制问题。经济转型必须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而投资决策体制改革特别突出，这是指：要尽快地由政府主导型的决策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决策机制。

　　为什么地方政府总是竭力争取项目？因为有了项目就便于得到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资金，于是投资显然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项目越多越大，投资热就不可避免地一再升温。这主要因为投资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转变投资决策主体为什么如此艰难？主要原因在于掌握了投资决策大权的政府不愿意在投资决策方面让权、放权、还权给市场。

　　市场成为投资决策的主导者并不等于政府退出了投资决策领域。某些关系到国防、国家安全和重大国计民生的投资决策可以继续由政府决定。凡是竞争性的产业投资，政府就不再成为投资决策的主导者，而由市场决定。由各类企业根据具体情况和利润率预期，作出是否投资和投资多少的决策，投资者承担盈亏责任。这样，既可避免出现产能过剩现象（至少可以减少这类现象），同时还可以使宏观调控措施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