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谈武汉拟5年投2万亿元搞城建被指“豪可敌英国”的感慨！

　　昨天几个朋友聚会，大家谈起了武汉市的环境；说如今的武汉已然变作了一个大工地，到处是施工工地。所以汉口的朋友说现在从汉口到武昌比到鄂州都困难，因为现在连汉口城区的主干道建设大道都堵塞了；所以商业区的汉口现在也是到处是施工工地，因而开车就是“路堵心更堵”。

　　是啊！网络上披露武汉市有上万个工地而且还是同时开工，所以每平方公里投资近亿元的城建规模也的确令武汉市日新月异；因而不仅是海外游子回武汉找不到家的路，就连在武汉市读书的大学生也竟然找不到回学校的路。更重要的是大拆大建的武汉没完没了，因为近十年武汉市是一直在高速建设中；所以长江隧道、三环、二环通了后又是地铁和高架桥，因而这座令我们生活窒息的城市还将继续高速建设；所以我们不仅交通越改善越困难，就连空气质量也越来越差。正因为如此，所以有市民提出“城市建设可以加强规划，适当慢一点没有关系；当下的出行感受和长远的生态环境也很重要”。

　　我们谈的并不是武汉市确定减缓城市建设的步伐，而是武汉市依然坚持高速的城建速度。如武汉市市长唐良智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武汉5年内的建设计划将花费200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所以外国媒体称单单武汉一座城市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就与英国全国更新和改善基础结构的支出相同；其资金和实力使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自惭形秽。

　　为什么武汉市这么有钱，不是武汉市的外向型经济腾飞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武汉市的外向型经济两大支点武钢与东风在日益萎缩，而汉正街经济同样是日落西山。正因为如此，所以专家学者的多重疑虑随之而来；如武汉曾以2037.05亿元的债务余额，被指是“中国负债最高的城市”；所以当地主要投融资平台亦被下调了武汉市的信用等级。然而我们的官方依然对债务形势表示乐观，所以2万亿元的巨额投入也不令他们胆怯；而这刚好是全中国的城市代表，因为全国约有10个城市每年城建投资都在千亿规模；所以中国的各级政府个个堪称“豪可敌国”，因为我们的一个城市就比人家的一个国家有实力。

　　我们看到财政部湖北专员的一份《对湖北省武汉市本级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报告，截至2012年6月30日武汉的债务余额达2037.05亿元；负债率相当于国际通行标准的1.36倍，也就是说政府在2年内每天需偿债1亿元。正因为如此，所以武汉被冠以“中国负债最高城市”之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债资信将武汉城投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A-。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武汉城投的银行授信额度虽然大幅缩水，但其负债却在大幅攀升；负债总额已从2010年的841亿元升至2013年9月末的1117亿元。

　　原来武汉城投的偿债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武汉市政府财政资金（每年约50亿元）、路桥收费返还（每年约18亿元）、土地出让收益等，但未来五年仍有约250亿元的资金缺口。为什么武汉市长康良智表示现在的债务与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偿债能力是匹配的，因为底气就来自于还债依靠卖地。事实上大部分地方融资平台的抵押资产都是土地，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宝都压在了房地产市场上；因为土地就是快速来钱的平台。

　　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我们的土地应该是全民的；但改革后我们的政府成为了全民的代表，所以将土地资源全部接收为政府资产。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社会的各级政府并不把税收放在眼里；因为土地不需要什么管理，就能实现高回报；这就是中国全社会没有一处不是依靠房地产来赢得政绩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中国各级政府如同中国的富二代；“现在很多地方领导恨不得在任上把所有工程都搞完，有些领导为了政绩和GDP拼命建设；不管离开之后还能否可持续发展”。因为富二代还有富一代把关，而我们的各级政府则是八仙过海；所以有专家学者担心一旦中国的房地产形势下行，那么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也会凸显。我们社会已经看到了富二代的轻浮，可我们各级政府这个富二代呢？本来我们全国人民就是政府的把关者，而现在有听这把关的吗？

　　如果要我们的各级政府通过税收来发展城市建设，那需要的是政府的智慧；因为外向型经济不是想当然的产物。而卖土地花钱最简单，任何一个傻瓜都知道花钱买高兴；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社会花公家的钱还能谋私利，所以我们社会各级权力者花公家的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是我们今天各级政府这个富二代的共同特征。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式政绩就是投资

-------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上任三年超过投资141亿元的感慨！

昨天有位亲戚来辞行，而他刚好是广东电网公司的员工；就因为见到过广东省纪委通报，说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他说这是2014年后广东纪委发布的第一个国企高管被调查的消息，从而对国企高管的政绩提出了质疑。他说2003年初吴周春被任命为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时，当时也正是广东电网历史上缺电最严重的时期；正因为如此，所以上任3年内广东电网完成建设投资超过500亿元；超出原计划投资141亿元。正是投资明显，从而使广东电网公司的政绩也相当明显；从而成为了全国同行的第二名。他说老百姓对投资没有什么比较，相反投资越多则老百姓的受益越大；所以他并不认为吴周春的处罚能是老百姓的福音。

是啊！当年我在武钢时曾参与过一个项目，本来我们设计的投资为二个亿；后来的年轻领导上台后，竟然追加投资到五个亿。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年轻人都愿意到这个项目中去。本来有关领导想安排我参与这个项目的管理，谁知年轻的领导就是不允许我介入；说到底还是我们这些人有公心，所以拒绝增加投资是我的原则；而这与领导的决策完全相反，领导能安排我这样的人到身边吗？于是上级领导宁可安排我冲地打扫卫生，也绝不允许我参与到这个项目。最后在这年轻领导的决策下，一个应该投资二个亿的项目被追加到了五个亿，在大家欢天喜地的高兴中；这个项目竟然上下没有任何异议。后来投入使用为了应付追加投资过量，竟然胡乱总结出不少别出心裁的成果。更为好笑的是，这些莫须有的成果竟然全部通过了；于是上下又高兴地庆祝了一番。

其实当年国有企业下岗后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益，只是领导将下岗人员的工资总额加到自己的名下而已；从而实现了企业内部收入水平拉开差距的目标，而企业在市场上的实际效益依然还是低迷。然而当投资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途径时，这时才真正使企业出现了翻番的泡沫效益。当然这样的泡沫效益也是总结出来的经验，如当年海南投资热时我们武钢投资了二个亿；湖北省投资了几十亿。最后全部是连泡沫都没有就烟消云散了，于是武钢就处理了几个驻海南的领导后万事大吉了；因为其贷款通过上报情况而核销了。后来浦东投资热后武钢又投资了二个亿，这次不同的是花钱修建了一个楼房；当然因为偏僻等原因，这同样是没有回报的投资。然而与海南投资不同的是，这二个亿投资虽然没有效益；但却作为固定资产成为了武钢规模的基数，而且还是自己评估越来越高的固定资产。虽然这同样是没有为企业或国家创造任何财富，但不少人却因为它而得到提拔与重用。

我2000年到一个开发区进行产业咨询，当时香港老板引进了一个美国淘汰的蓄电池厂；本来我是反对的，因为产业并不是循环经济。但因为当年蓄电池市场良好，于是地方领导决定引进而且快速投产。可前些年去这里，发现现在的政府正花大量的钱将这厂外迁；而内地竟然同样还有领导兴高采烈地来引进，这就是我们这个制造政绩的社会。因为任何领导不管什么投资，只要是投资就是政绩。如当年我想引进一个生态系统产业到我老家鄂州农村，谁知地方领导正兴高采烈地引进一个球团矿厂；而且投资比生态系统产业高很多，并且是不需要地方政府补贴的项目。最后我这生态系统产业项目被拒绝了，而球团矿厂很快投产了。虽然当时的领导大部分因为政绩明显而提拔走了，但后任的领导没有一届不头疼；因为整个地区全部污染了，别说开发生态农业；就是修建住房都没有开发商愿意，因为污染这么严重的地方能有人来这里买房吗？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官场规律性，提拔的大多是高投资的组织者或领导者；没有一个没有任何投资却创造出财富的人得到提拔，这也是我们今天社会到处强拆的原因；因为拆就是为了更大程度上的投资。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很多领导都会模仿某领导人到处大手一挥；因为投资就是一个政绩明显的项目，这就是中国特色；一个投资永远热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