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中日两国交恶的根源和今日的安倍晋三首相何以旁若无人地高举复古旗号，还得追述日本的“战后处理”及其国内和战思潮与势力之消长，也得略知战后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变与不变。

　　“中日骂战”、“两强相争”、“中国崛起”、“日本复古”……翻开各国的报章或打开电视机，出现在读者或视听者眼前的，几乎没有一天不出现“中日交恶”日益严重的消息与评论。中日两国会不会擦枪走火？万一开战，谁会占上风？……时逢甲午战争120周年，相关话题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倾向于将问题简化为“中日博弈”或者“中美日三国演义”的言论比比皆是，几乎占有了大部分传媒的论坛。

　　中日交恶当然不能简单地用两国势力消长逻辑（即“强弱论”）来涵盖，亚太形势的紧张，也并非中美日“大三角”简单的分离和组合。从这个角度出发，将中日摩擦之加剧简化为日本担忧中国之崛起（即担心中国取代其“大国”地位），也许能点破某些日本人存有“天无二日论”的传统思维，但却不能全面说明今日问题的焦点与真相。

三大条约规定日本走向

　　同样的，中美日三国关系也不能用三国演义般的简单思维来推理或臆测。对于世界“霸主”白宫的一动一静，各方当然应该予以关注，但对其大小官员的一言一语给予过多的推敲和诠释，或为此而一喜一忧，并无助于我们对当前亚太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更不能轻易将之作为中日关系变数的依据。

　　要了解中日两国交恶的根源和今日的安倍晋三首相何以旁若无人地高举复古旗号，还得追述日本的“战后处理”及其国内和战思潮与势力之消长，也得略知战后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变与不变。与此同时，还得知道在上述格局之下，中日关系错综复杂与曲折发展的历程和面对的难题。

　　要谈战后日本的政治外交史，谁都不能绕过1952年4月28日这个重要纪念日。因为就在这一天，两个决定日本命运的条约，即《旧金山媾和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一个决定日本对中态度的《日华和平条约》（北京有人戏称之为“日蒋和约”），也于同日签署。

　　如果说，《旧金山媾和条约》意味着美国占领军结束其单独占领日本的体制（安倍政权称之为“主权恢复日”）的话，同一天生效的《美日安保条约》则规定了之后美日之间主仆的基本关系。至于《日华和约》的签署，则明明白白向世人昭示东京将紧跟美国的冷战战略，只承认逃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而不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东京与北京如此这般不正常的关系，直到1972年日相田中角荣访华，特别是在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后，才告一个段落。但是，围绕着“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两国并未达成圆满的协议。

“深刻反省” 拒绝道歉

　　针对“历史”问题，东京虽然吞吞吐吐，被迫从“（给对方）增添了麻烦”，改称为“对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并表示“深感责任”和“深刻反省”，但却拒绝以白纸黑字表示“道歉”。

　　至于“台湾”问题，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并不直截了当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是对中国视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对于善于咬文嚼字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来说，正如“反省”不等于“道歉”一般，“理解和尊重”并不意味着日本全面同意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看法。

　　围绕着“历史”与“台湾”两大问题，中日两国间的争吵之所以从不间断，道理就在这里。前者最佳的例子，莫过于1982年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和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率领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舆论的猛烈抨击；后者则体现在日本官民之间时隐时现的“台湾归属未定论”和“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有功论”。

　　除此之外，尽管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与1978年中日签署的和平条约，但还遗留下一个悬而未决问题。那就是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的归属纷争。

　　针对钓鱼岛问题，根据当时各媒体，包括日本各大报的大篇幅报道，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1978年10月在东京记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有关问题时，曾发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谈话。他指出：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签订中日和平条约，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他同时表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他相信未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据当时日本各大报的现场报道，台上台下回应的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自此之后，也未见有任何日本官员对此提出哪怕是些微的异议。“搁置争议是中日两国达成的默契或共识”，遂成为国际舆论界的常识与定论。

　　但这个被视为“定论”的“搁置争议”论，在1996却有了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