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总第95期刊） 主编：王雅平

东北亚：为应对政治和安全挑战需要采取行动 包道格（Douglas H. Paal），亚太政策简报（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2014年2月3日 朝鲜的国内形势在近几个月中发生了巨大变化。金正恩对朝鲜领导高层的肃清增加了金氏政权统治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朝鲜爆发危机的可能。包道格指出，这些变化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局势发生重大变革。然而，中日韩三国之间依然关系紧张，三方合作以共同面对朝鲜局势还遥遥无期，奥巴马政府需要尽快将注意力转回东北亚地区，为稳定东北亚展开必要的沟通。

卡内基动态

缅甸战略 美日的缅甸战略 觉缪大使（Ambassador Kyaw Myo Htut），佐佐江贤一郎大使（Kenichiro Sasae），工藤年博（Toshihiro Kudo）， 吴丹敏（Thant Myint-U），石眼山（David Steinberg），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华盛顿特区 2014年2月25日 | 缅甸对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建立民主价值和市场经济秩序都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当下，缅甸国内正在进行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为美国和日本提供了一个重要战略机遇。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举办为期一天的会议。来自政府、国际组织、企业和学术界的专家将共同探讨日本和美国的对缅外交，分析缅甸经济政治条件，探讨美国和日本更有效支持缅甸的途径。

中国展望 中国三中全会后的增长前景 黄育川（Yukon Huang）， 华盛顿特区 2014年1月28日 |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议能够帮助中国走上可持续和稳健的发展道路吗？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黄育空结合中国高层领导面临的重大经济挑战，对拟议的改革进程进行了分析。

日本展望 日本2014年展望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4年1月23日 | 为研究日本2014年所面临的国内外重大政策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将与日美华盛顿协会、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中心（全球伙伴关系）共同举办一次为期一天的专题讨论会，来自智库、学术界、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专家将就贸易谈判、区域外交紧张局势、赋税增加和经济改革等广泛议题展开讨论。来自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詹姆斯•肖夫将主持国际前景主题的开幕式。

中国崛起 应对中国崛起 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史文（Michael D. Swaine），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华盛顿特区 2014年1月22日 | 美国必须勇于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终将能与之抗衡，甚至超过它。这一前景颇具讽刺意味：美国为维护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积极投入，可却是中国从中大获其利，甚而崛起。中国与世界经济已融为一体，昔日打败苏联的遏制政策如今已失去了魔力，华盛顿需要探索新的战略来应对这一挑战。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阿什利•特利斯的新报告《平衡不遏制：美国的对华战略》（Balancing Without Containment：An American Strategy for Managing China），报告指出了美国该如何提高其国内外地位，以确保持续繁荣和维护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埃里克•埃德尔曼、阿尔温德•萨勃拉曼尼亚和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参加了与特利斯的讨论。本次研讨会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史文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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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 中国新外交政策——区别对待敌友 阎学通（Yan Xuetong），观察者网（World Post） 2014年1月28日 |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独立于世界舞台之上，是一个没有盟友的完全中立的国家，专注于国内发展。但作者指出，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将开始区别对待敌友。对于那些愿意在中国崛起中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中国会让他们从其发展中得到更大的实际利益。

中国经济 中国投资缅甸改革很关键 唐晓阳 2014年1月28日 | 很多观察员认为，缅甸新近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将会使中缅关系变得疏远。作者指出，如果缅甸的经济改革赶不上政治改革的步伐，这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中国在推动缅甸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中国对缅甸资源的需求减弱，抑或是中国投资者对于在缅建厂犹豫不决，那么缅甸的经济将会因此而遭受重大打击。作者认为，考虑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性，缅甸政治改革的拥护者必须确保缅甸的改革不会影响到中缅关系。国内政治改革不应成为他国以中国的损失为代价而在缅增强影响力的机会。

泰国动态 泰国仍有摆脱危机的出路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雅加达环球报》（Jakarta Globe） 2014年1月17日 | 泰国近来爆发示威游行不断升级，示威者试图通过“封锁曼谷”的方式抗议总理英拉领导的泰国政府。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讲，正在曼谷街头发生的这场斗争是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角力之战。这场危机使军方陷入两难：无论是放任不管，还是发动另一场政变，都将是民主的倒退，并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亦无助于解决政治僵局这一危机的核心问题。但作者也指出，只要双方保持理性，就能找到政治解决方案，带领泰国走出当前的泥潭。

中美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什么? 韩磊（Paul Haenle），《凤凰周刊》（Phoenix Weekly） 2014年1月15日 | 2013年的几大重要事件突显出中美两国日益需要在加强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同时管理彼此间不可避免的分歧与竞争。作者指出，打造务实的新型合作关系关键是要做到四点：首先，中美两国需要开始积极合作，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一同应对全球挑战；第二，对于中美两国在一些历史性领域长期存在的分歧，两国领导人不应期待对方的态度会在一夜之间出现转变；第三，增加中美两国之间军事上的透明度与合作；最后，让本国民众信服这一关系符合两国利益。

中国外交 寻求中国东亚政策的再平衡 孙学峰，《东方早报》 2014年1月14日 | 过去十年间，中国与其东亚邻国之间经历了合作与共赢，也遭遇了互疑与危机。作者认为，中国的东亚政策需要寻求三个再平衡：一是安全-经济再平衡；二是双边-多边再平衡；三是美国-邻国再平衡。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与合作 陈琪 2014年1月9日 | 作者指出，美国无意在亚洲事务上保持中立，而美国在亚洲区域的持续存在加剧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倘若中美之间想要成功构建起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那么两国必须在可能合作的一些领域共同努力，例如气候变化及防止核扩散等方面。另外，中美两国可以开展良性的竞争，通过攀比提供公共物品来为亚太区域创造利益。

中国经济 中国的利率太高而不是太低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 2014年1月7日 | 最近，余额宝给客户的利息很高，银行间拆借利率也在上升，这些都让大家觉得中国利率太低。作者指出，虽然借贷利率走向市场化，但储蓄利率的管控依然存在。无论从跨国利率的情况来比较，还是从“均衡”利率理论上来判断，中国的存款利率都是太高，而不是太低。

中国经济 中国毕业生大军：多多益善？ 黄育川（Yukon Huang）,包大谷（Canyon Bosler）, 《国家利益》 2014年1月7日 | 尽管中国在逐渐丧失其廉价劳动力优势，让美国借机夺回了一些生产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挑战就此结束，只不过从低技能劳动力转向了过剩的大学毕业生。目前，中国毕业生仍供大于求，这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是一大挑战，但也可能因祸得福。这种阵痛十分剧烈，并会造成社会局势紧张；但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和新体制下毕业生薪酬的提高，中国不仅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还有可能夺走西方现有的技术优势。

中国外交 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周边国家应守望相助 赵可金 2013年12月31日 | 与西方强国加强交流几十年后，中国在寻求更加平衡的外交方针时，更应注重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作者指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周边战略将沿着四个维度向前发展：保持周边地区的总体和平与稳定、打造周边地缘经济圈、打造周边共同安全圈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各种渠道促进友好交流。

学者文摘

《中国对国际关系中的网络安全的看法》 Chinese Views on Cyber Security in Foreign Relations 史文（Michael D. Swaine） 《中国领导层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2期，第1-27页 | 在最近几个月，网络安全同时成为了中美关系的紧张点和潜在合作点。从一些西方，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对商业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具有破坏性的网络攻击不仅来自中国个体，也很可能来自中国政府和军方。美国政府严重地表示出对此事的关切。尽管要求双边和多边合作，免除指责，将监督和制定全球规范的互联网运作模式放在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结构中；中国政府却一直否认有对任何国家实行网络攻击。 这些变化使得网络安全的问题升级到双边关系中的首要问题。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使得华盛顿政府和北京政府最近一致决定组成网络工作小组（Cyber Working Group, CWG）作为双边战略和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的一部分。同时，第一次双边网络安全工作小组对话在7月8日于华盛顿举行。 然而，在减少互疑的方面进展缓慢。两个国家都在加强网络安全的防御和进攻能力。中国官方一致对此行动的支持也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很可能改变。起码在一定时期内，发展一个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国际手段仍是障碍。中国政府很可能继续为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目的发展和使用网络技术。 所以，通过网络安全问题理解中美关系中的挑战和机遇，了解一些观点、中国人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章涉及到中国在以下四方面的思考：1）网络安全的定义和现在其面临的挑战 2）美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 3）外国网络安全威胁的起源和动机 4）中国降低网络安全威胁的意向。 首先，不同来源的信息（官方、准官方和非官方）在网络安全的定义和其面临的挑战问题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然而官方来源，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和高官只提供了非常笼统的观点，而其他来源的信息则更具体。同时，所有来源都似乎统一网络安全的严峻程度与日俱增。同时，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中国人似乎认为网络安全作为一个全球问题包含了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个人社会、政治和道德权利的威胁。另外，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军方，将网络安全对主权、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社会稳定的威胁放在了更高的位置。因此，很多中国人认为政府有责任在监督和控制互联网、保卫中国网络主权上起到积极作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官方，强调了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修改规则、结构来加强每个国家监督机制和过程。 文章指出，中国各界在中国受到何方的网络安全威胁问题上页保持了一致性。尽管官方避免对中国给予网络安全威胁的政府指名道姓，其他来源几乎都指出美国是最主要的威胁。而其中非官方的信息对美国有着充满活力和谩骂的批评，这表现在四方面。第一，网络安全军事化；第二，双重标准，即在自身声称网络自由的同时袭击或限制他人的自由；第三，参与毫无证据支持的、破坏性的对中国的指责；第四，不公平地主宰当今的全球网络系统。 总之，在未来一段时间发展针对网络安全的国际手段的可能性很小。为了国家安全和经济目的，北京政府同时会继续发展和使用其网络能力用于应对他国。因此，一定程度的压力或者刺激有可能使北京政府减少针对美国的商业间谍。

《中国的太空对抗项目》 China’s Counter Space Programs-Only More Bad News 阿实利•特雷斯（Ashley J. Tellis）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上力量及远征部队小组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s on Strategic Forces and Sea power and Projection Forces），2014年1月28日 | 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投资，并对华盛顿如何应对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做出了建议。作者认为，现在中国太空对抗能力在不断增加，这并非一个好消息。相反，中国在太空的活动将可能给美国带来了极大威胁。 文章认为，中国近年在太空活动上的发展值得警惕。国际社会仍然清晰地记得中国在2007年和2013年的进行的两次卫星对抗试验。如果2007年的试验证明了中国涉足到了低地球轨道上的美国空间系统，如气象和电光监视卫星，那么2013年5月的试验则暗示了美国在更高轨道上的空间系统，比如精确导航和定时、红外监控和先进的通讯卫星，都变得更加容易受到中国的攻击。所以中国太空对抗活动会逐渐减少的说法是种幻想。 作者认为，美国在应对中国的空间威胁上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使用自身资源对抗这种危险的行为可能遭到受到谴责。另一方面，即使是很好地建立互信，美国也很难限制中国不断发展的太空对抗站计划。 针对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投资一切有必要的军事对策。如果有充足的经济资源，美国将有能力应对威胁。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必须迅速资助技术发展以对抗中国的太空对抗能力发展。 在亚洲建立联盟——华盛顿政府应该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在此地区的一些伙伴共同合作，以应对中国太空对抗项目带来的安全挑战。 支持多边国际协议。认识到多方的努力是代替美国技术投资来降低风险的不二选择。华盛顿应继续监视正在进行的关于欧盟支持下的外太空国际操作守则的讨论。

《如何升级日美安保合作？》 How to Upgrade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杰姆斯•斯考夫（James L. Schoff） 《政策展望》（Policy Outlook ），2014年1月16日 | 美日两国政府于不久前制定了关于双边国防合作的决议。然而，如果此项决议没有有效运作，导致更弱联盟的出现或者地区误解，会使得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日美联盟的目标在于在不加剧地区紧张程度和降低日本国内对同盟支持度的条件下应对安全挑战。而前后办公室概念（A front office/back office concept）可以在维持全局的同时提高相当的支持作用。 首先，前后办公室的功能更多地由能力决定，而不是地理区域或者使命。这同时也是现在的方式。其次，与零售商店能在整个公司在打折时最大程度地提高销售力上起到杠杆作用相似，日本的“后办公室”（back office）能够起到更好与美国“前办公室”（front office）融合的作用。不同于现在日本充当的第二线位置，日本可以更直接地负责“零售店”的业务。而在现实中，即日本的情报、监控、侦查能力（ISR：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海上保护能力在日本国家安全受到干涉时可以更直接地与美国相联或进行多边前沿作战。同时，日本应该提升领土意识、更多地开展合作性计划等。 作者认为前后办公室概念的好处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六点。第一，可以提升联盟的生产力、有效性。即使日本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后方，美日也仍是紧密的团队来学习和提高。这能帮助联盟做出更加快速的反映来提高战争的热度。第二，这样的联盟能够从更加具有合作性的结构中获益。第三，前后办公室结构是对于不仅日本，还包括其他在此地区的国家，尤其是朝鲜的升级双边合作的一种既有效又在政治意义上更能接受的方法。第四，此概念中日本有限的前方存在感会在本地区产生积极的回应。第五，这个功能性的方式能够更少的聚焦于具体的威胁和联盟合作的位置，从而有力应对是为中国军事崛起做出的准备。第六，此概念还可以通过提升地区联合能力强调所遇到的共同的安全挑战。 而对于前后办公室概念的具体措施，作者给出了详细的说明。主要方面集中在ISR、宇宙安全、导弹防卫、海上安全、后勤支持、保护海上交通线等方面。作者还特别提到了钓鱼岛问题，认为当日本受到威胁时，美日的前后办公室角色会调换，美国在后方向前方的日本提供操作上的和（政治上的）帮助。 对于提升联盟整体性的具体意见，作者提出了以下七点。第一，把功能性工作小组结合到以情景为基础的计划小组中。第二，加上一个具体的工作小组聚焦在修订过程中的双边谈判机制。第三，在美国小心地操作机构间协调。第四，避免过度强调准则修订和日本对集体自卫的可能的变化的关系。第五，确保美国日本延伸的威慑对话和国防准则修订充分地相关性。第六，积极地向日本的邻国解释准则修订的进程。第七，美国保留单方面行动的选择。 最后，作者认为联盟决议负责并且重要性很大，不应该赶2014的截止日期，而是有必要的话持续进行到2015年。美日两国均有一些影响进程的因素，而关键则是抓住机会提升日美同盟的防御能力。

《安全新范式：维和在蒙古军事战略中的角色》 The Role of Peacekeeping in Mongolia’s Military Strategy：A New Paradigm for Security 普尔兹（Christopher Pultz） 《亚洲政策》（Asia Policy），第17期，2014年1月，127-146页 | 作者在本文探讨了蒙古的安全战略，并且认为蒙古军方重新制定了其目标，表现为培养了以维和和国际和平支持为中心的军队。 蒙古试图发展其独特的军事战略，即平衡传统作战能力和维和能力。放弃了以前同俄罗斯的军事安排，在保持主权、民族意识和通过邻国政策保持外交自由的前提下，蒙古正追求能帮助其提高国际参与度的外交政策。邻国政策旨在提高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系以制衡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增加蒙古国的国际影响力。蒙古军队抛弃了几乎所有先前的模式，建立了新的结构、教义、任务和身份以实现新的外交政策方向。因此蒙古军队通过自身改革成聚焦于维和和国际参与的现代军事力量成为了为了实现邻国政策的重要工具。 作者同时总结了蒙古在实现此政策的三个表现：第一，2012年，蒙古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是迄今蒙古最大规模的维和，使蒙古军队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受人尊敬的形象，提高了完成多样任务的能力。这项能力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在未来维和行动上的伙伴。第二，蒙古在北约维和行动的参与表现了蒙古军队希望参与超越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愿望。因此为美国和其他地区提供了额外的提高互通性的机会。第三，尽管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压力，蒙古与日俱增的外交军事关系是邻国政策的补充。美国应该利用此窗口，抓住机会提高蒙古的维和能力。 作者在本文中首先回顾了蒙古在历史上对苏联的安全依赖，同时探讨了蒙古再苏联解体后的政治剧变。随后描述了蒙古的邻国政策（Third-neighbor Policy）和军事改革，认为蒙古试图参与联合国赞助的维和行动。作者也在此部分论证了蒙古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选择了提高维和行动能力的改革道路。接下来作者则聚焦在美国对蒙古国防改革的政策，认为美国的军事援助显著提高了蒙古军队的实力。对外军事参与度的提高不仅是对蒙古邻国政策的支持，还能提高国家主权、民族意识和地区安全。下一部分则具体讨论了蒙古在军事改革上的措施，评估了军队将会在传统军事和维和责任平衡上遇到的挑战。作者又探讨了中国和俄罗斯对蒙古在全球军事参与度提高的反应。蒙古不仅扩张了其军事项目，还提升了与其他国家和多边安全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最后一部分则描述了蒙古在军事改革和现代化平衡上遇到的挑战，并分析了蒙古军队如何成为了外交政策的工具。

《中国外交政策变动的涟漪？——近期对待非传统水运安全》 Ripples of Change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vidence from Recent Approaches to Nontraditional Waterborne Security 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和奥斯丁•斯特兰奇（Austin M. Strange） 《亚洲政策》（Asian Policy）， 2014年1月，第17期，第93-126页 | 本文考察了中国对亚丁湾和湄公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态度和解决方法，同时探索了这些行为所反映出的中国愈加灵活的外交政策。 作者通过回顾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外交政策上的“韬光养晦”的表现和几代中国领导人外交政策的延续，归纳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三点关键区别。第一，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而变化更加迅速。第二，考虑到中国过去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思想，北京政府经历着在实际行动和复杂政策理论之间的徘徊。第三，中国的领导阶层承担着不同于其他政体的保护民众利益的重大责任。在这些压力下，中国在过去一直表现出“不干涉”（Nonintervention）的态度。 然而，一些中国学者却提出了新的方法。清华大学阎学通认为外交政策应该是不干涉与干涉的结合。他认为国际责任，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很大程度包括对国际危机的政治回应，而不仅仅是对贫困国家的经济援助。北京大学王逸舟则引入了“创造性介入”的思想，即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外交创新和各种政策机构，打破传统方法和固定思维，用不同寻常的方法提高外交水平。复旦大学苏长和认为干涉和更加大胆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在国际体系中被接受。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也提出了中国干涉他国主权的五大动力：问题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地区组织同意外部干涉、安全发展影响中国利益、目标地区有一种或多种对中国重要的丰富资源、中国公民的生命受到威胁。 在亚丁湾与湄公河事件中，尽管中国对待非传统水运安全的事例只是国家外交行为的一小部分，却仍表明着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对海外利益方面的关注。亚丁湾与湄公河事件显示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决策更多考虑了实际的国家利益计算，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准侧。 最终，作者针对对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外交政策的分析，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欢迎中国在应对共同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尽管不完美，中国在海洋领域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意愿和努力可以被放入更宽泛的海洋和水运安全图式中。第三，对于中国和其伙伴，公开更多关于中国在相关地区的能力和意图的信息是互利共赢的。第四，中国与其他海上大国在水运非传统安全上的合作效率会越来越高。

《朝鲜的能源难题：天然气是良药吗？》 North Korea's Energy Conundrum：Is Natural Gas the Remedy? 徐泫雅（Se Hyun Ahn）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2013年11-12月，第53卷，第六期，第1037-1062页 | 近年，朝鲜的核计划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文章认为，核计划的发展是为了缓解国内能源危机：朝鲜当局重点发展军事增加了能源需求，而其石油供给又被美国及其联盟所切断，加剧了国内能源紧张。文章旨在提供一些可能的方法，以帮助朝鲜度过长期的能源短缺，并且用适宜、安全的能源项目来取代现在充满争议的核能源项目。同时，本文还试图解决朝鲜对中国的能源依赖，提出建立天然气项目来保证长期的能源安全。 作者总结了朝鲜现在能源短缺的原因。从国内来看，能源产量下跌是重要原因。同时，不规范地使用低质量的煤、落后的设备和自然灾害都不同程度导致了能源短缺。从国际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导致大量能源援助被切断。中国是目前唯一给朝鲜提供能源援助的国家。朝鲜的中国的能源依赖却很严重，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原油来自于中国。同时，中方援助量受到两国关系波动的影响，这对朝鲜能源安全产生很大威胁。作者认为，短期内，中国的援助是唯一能够解决朝鲜能源危机的方法，而长期来看，中国可以通过此手段逐步控制朝鲜。 作者认为，六方会谈的关键应该是五国帮助朝鲜解决能源危机问题，具体措施可以是通过发展管道或者液化天然气来减少中国在能源方面对朝鲜的影响。首先，天然气是核计划最好的替代品。尽管核能有很多的优点，比如高效率、环保等，却还存在一些缺点，比如核爆炸、核废料处理。第二，对于平壤政府来说，天然气更符合新的全球能源趋势。天然气既可以促进增进增长，还可以满足能源要求。而中国的天然气开发进程非常缓慢，这使得中国很难控制朝鲜的能源。第三，可以促进朝鲜半岛内合作的增多。韩国是天然气技术和配套设施的领先国，从而可以促进两国的合作，以摆脱朝鲜对中国的依赖。 作者还提出了三个可行性计划。第一，俄罗斯为朝鲜提供能源供应，尤其是通过科维克塔（Kovykta）气田供应朝鲜。第二，朝鲜天然气路线和液态天然气发电厂提案在过去二十年的提出受到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如果此路线和提案付出实践，在朝鲜境内通过天然气管道和建立发电厂，必将有利于朝鲜的天然气发展。第三，美国提供天然气，朝鲜有可能从阿拉斯加或者墨西哥湾进口能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曾经提出如果朝鲜放弃核计划则帮助其发展天然气。随着布什政府上台，此意向则被搁置。然而由于美国目前尚未开始出口能源，此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较小。

《在东南亚有组织的劳工和民主化》 Organized Labor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迈克尔•纽锐特（Michael Neureiter）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2013年11-12月，第53卷，第六期， 第1063-1086页 | 作者在这篇研究中论证在1998年印度尼西亚和1986年菲律宾的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日益增长的劳动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在马来西亚、缅甸和新加坡，缺乏组织和积极性的工会是集权长久性的重要原因。 作者指出，学者们在研究民主转型和有组织的工人关系方面忽略了东南亚地区。首先是最早的民主化研究忽略了民众，而将重点集中在精英阶层。而随后的研究虽然加入了工人等因素，但少有针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文章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对此进行分析。在定量研究中，民主化被定义为自变量，即政府从独裁政府转向为较为民主的政府。因变量是工人运动的积极程度，测量标准是属于工会的工人占所有工人比重和罢工数量。作者选取了从1980年到2010年三个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工会的工人占所有工人比重的数据和从1980年到2010年六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罢工次数和参与人数的数据。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第一个向全种族开放的工会成立于1908年。此后的几十年间，工会数量和工人运动的数量增加迅速。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随后几年不断完善的宪法和立法又使工会数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随着1968年反共产主义者苏哈托上台，工会组织被大量取缔，少量的工会被政府管理。工会运动也大大减少。其中的原因是苏哈托对罢工等行动的强力镇压。此时的印度尼西亚呈现出的特征是社团主义者控制住了有组织的工人。而在苏哈托时期，基本上只有一个“大工会”，即政府，“代表”着工人。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经济通货膨胀，城市化，国民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工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工资和权力，罢工又一次增多。随着1998年苏哈托下台，他的继任们虽然逐步放开工会的权限，却因为全球化的大背景而仍然矛盾重重。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着相当长州政府干涉联邦事物的传统。而在1960年以前被英国殖民者统治时期，有组织的工人受到了来自英国人的巨大的压力。而1964年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产生冲突，政府规定在受到外部威胁时内部不允许有冲突。而第二阶段在1967年结束。而第三次紧急状态则是由1969年开始的种族暴动引起。 尽管这次紧急状态在1971年结束，国家政局也逐渐稳定，但工人运动却没有显著提高。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年代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政策转向出口型工业，吸引外国投资，工人运动一直被统治者打压。直到今天，马来西亚的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相比还是处于相对低下的水平。 新加坡 从1867年到1945年，新加坡一直被英国和日本占领。随着1965年新加坡正式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重重。1979年，新加坡从低技术产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在2010年，新加坡的经济已经高度国际化。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压制。如今的新加坡工人运动基本是和国际工人运动隔离。 最后作者得出结论：罢工的数量和涉及到的工人数量在民主体制下多于集权体制。而同时定性分析的部分让人思考在一些东南亚的集权体制国家，工人运动为何能够影响民主化的进程。最终给出了六个决定有组织的工人能够挑战集权统治、带来民主改革的因素，即：工人运动的强度、政府劳工关系、市场开放程度、工会竞争度、历史殖民因素、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融合程度。

《产业政策及其对中国使用WTO争端解决系统的影响》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a's Use of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廖佳玥（ Jessica Chia-yueh Liao）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2013年11-12月，第53卷，第6期，第1159-1181页 | 作者在本文解释了中国的补贴政策如何使得中国领导者不情愿使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中国使用WTO争端解决系统表明着世界贸易组织正在改变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WTO的诉讼记录可以看出，中国作为回应者或者起诉者，参与了2009年百分之五十的诉讼和2010年百分之四十的诉讼。同时，很多观察者推测中国将在应对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时更加具有侵略性地使用争端解决理解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然而，和其他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少地使用了DSC程序。 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中国不情愿使用DSU程序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法律界的学者认为中国在WTO的短暂历史使得其有谨慎的诉讼行为。而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作为理性人旨在最大化贸易利益。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解释此现象，认为中国文化倾向友好的商谈多于诉讼。也有人提出在中国文化中诉讼往往涉及到怀疑。然而没有研究关注国内因素及其对政策制定者决定的影响与此问题的关联。作者认为中国使用补贴项目发展出口产业。然而，补贴是把双刃剑。在吸引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补贴还需维持着亏损国有企业的运作。而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补贴系统成为了WTO争端解决的热门问题。 在本文中，作者从国内因素研究了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在WTO中的诉讼情况。尤其分析了中国的补贴项目影响政策制定者发起WTO诉讼的意愿。中国特殊的地方是补贴既吸引外国投资也支持国家企业。国际环境也给中国带来了挑战，中国的WTO准入原则为了消除其他成员国对中国隐藏补贴驱动的价格优势做出了很大妥协。人们也许会好奇为何中国的补贴改革如此困难以至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愿意将与补贴有关的争端提升到WTO的程度上。同时，领导者们还希望能保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来继续市场改革。 另外，补贴的产生也有非经济因素，比如保持一定的就业率，社会福利和中央地区的分权问题。 作者分析了其对中国在WTO发起诉讼的影响。在中国刚刚加入WTO时，能力受限是诉讼较少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涉及WTO相关法律的人才和经验缺失。从中国作为回应者自2004年到2011年的表图可以看出，中国自2007年以后作为第三方参与的DSU次数迅速减少，而是转变为着手准备中国面对的诉讼。 作者在解释为何中国的补贴制度使得政策制定者不情愿发起WTO诉讼时给出了三点理由。第一，中国有关的法律小组工作量过大。第二，在诉讼中的大量损失使得政策制定者犹豫是否再次诉讼。第三，中国的补贴制度很大程度影响出口结构。同时作者还认为这篇文章除了给出一种全新的解释观点，还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