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周进入“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时间， 2200多名政协委员和近3000多名人大代表聚首北京建言献策、共商国是。

　　全国“两会”历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在今年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屡传贿选丑闻、多名政协委员涉贪落马的背景下，参加“两会”的代表与委员“到底代表谁”的老问题再次被舆论提及。

　　根据宪法，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它拥有最高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选举权和任免权等；全国政协则是中共让其圈定的八个“民主党派”、社会精英以及港澳台人士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主要平台。

　　不过，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人大、政协委员职务多为酬庸卸任高官，有明显的“政治养老院”及“官员俱乐部”色彩。政协甚至也不是个权力机关，它对官方政策只有建议权而没有表决权，因此中国民间老早出现“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等俗语，调侃人大、政协不过是个“橡皮图章”。

被描述成“富人俱乐部”

　　在西方媒体笔下，人大和政协则经常被描述成“富人俱乐部”。以去年的两会为例，《金融时报》引用胡润报告称，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到33.5亿美元（42亿新元），而中国城市工薪阶层的平均年薪不到7000美元。

　　随着官员、商人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比率增大，以及“老板多、明星多、冠军多”渐成政协委员的三大特征，代表和委员的身份越来越像是少数特权人士才能拥有的一种政治资本，他们的代表性问题自然会遭到更多非议。

　　有人质疑，这些代表和委员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他们在替谁发声？难不成，有钱就能换取代表或委员的护身符？有钱就能买下与政治权力结合的保护伞和话语权？

人大政协欠缺基层代表性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向本报表示，按他个人的观察和统计，官员、党员和企业老板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率占约80%，他们大部分为权贵集团发声，所以草根阶层的确缺乏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秦前红指出，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会议上沉默不语，有的甚至讲出一些“雷人雷语”，没有真正履行代表和委员的职责，印证了人大和政协欠缺基层代表性的现实。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2012年曾向媒体表示，全国人大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引发民众热议。“人大会议”被指像个“官商大会”，为官商联谊甚至勾结提供了机会。

　　顶着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光环肯定有助于企业老板打通人脉关系及进行权钱交易，但若涉及违法违规行为，从双重国籍疑云到贪污腐败行径，他们肯定也会招来社会更苛刻的检视目光。

　　一年来，本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共有14名代表、委员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终止或撤销资格，其中就包括被媒体盘点的“最美政协委员”、与中石油合作甚密的房地产女商人刘迎霞。她曾在胡润女富豪榜列21位，身家达人民币10亿元，还连续担任三届政协委员。前不久，广东东莞吹刮扫黄风暴，被媒体点名的“涉黄”太子酒店，幕后老板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梁耀辉，他已请假不出席本次年会。被指坐拥资产400亿元人民币（82亿新元）、黑白两道通吃的黑金富豪刘汉则多次被选举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

　　去年12月28日，湖南省衡阳市56名省人大代表行贿、512名市人大代表受贿的特大贿选丑闻曝光，再次让外界质疑人大代表“到底有多少代表性”。

　　不管是代表性的争议，或是掏钱买保护伞的质疑，背后都指向一个关键性问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怎么产生的？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举过程和产生的办法。

　　秦前红分析说，不开放、不透明、竞争性不足的间接选举是人大代表选举屡现贿选问题根本原因，谁获提名参选人大代表、谁当人大代表基本由组织部和统战部两个部门暗箱操作决定。至于政协委员，秦前红指出，连选举都谈不上了，一般是按照界别推荐，再由政协常委协商通过，最后向社会公布，“跟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能正式代表老百姓，“这是中国问题的根”，主要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发育不成熟，机制没有建起来，不是因为老百姓没有民主的能力。汪玉凯追溯道，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选举一度非常活跃，候选人积极发表演说参与竞选， 但后来当局因有所顾忌而收紧，时至今日，人大代表选举缺乏竞争、人大代表欠缺代表性的问题基本仍未解决。

　　他说：“只有高层觉醒了，才有可能改变”，由下至上的基层推动很难改变现有制度，唯有当高层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较行之有效的制度，根本问题才可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