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向外推广民主，其成本比较容易被合理化和合法化，因为民主是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世界，民主化也是各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是非西方国家的内部需求。这种内外需求的一致性，使得西方国家可以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在非西方国家，培养亲西方的民主政治力量。实际上，这种间接的方法，要比传统的殖民和直接占领更为有效，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西方对发展中民主的干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推进实现多党制，培养亲西方的反对力量外，也包括有条件的经济援助。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表面上冠冕堂皇，即民主、自由和人权，但实际上则遏制着接受这些经济援助国家各方面权利的发展。西方本身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很显然，要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到达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所处的程度，接受西方的前提条件，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

　　西方诉诸于民主化和经济援助等“软力量”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并不是说西方已经放弃了直接的“硬力量”的干预。“硬力量”仍然在继续，反恐战争之后的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占领政策就是如此。西方也有战略性干预，例如支持反对派，为反对派提供武器。不过，“反对派”的界定就是“亲西方”或者“亲美”力量。如果执政党是“亲美”和“亲西方”的，西方和美国也会支持执政党来镇压反对派。

　　当然，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不仅西方民主国家在做，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也在做。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干预也具有一样的性质，只不过其所使用的方法和资源不同罢了。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是否实行干预，与政体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而是和国际政治的权力政治逻辑有关联。冷战时期的苏联直接干预其他国家的政治，今天的俄国也仍然在继续干预其周边国家的事务。乌克兰就是典型的例子。面临外部干预的不仅仅是中小国家，很多发展中社会的大国也面临这些情况。今天的俄罗斯本身也是这样。每当选举来临，西方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影响俄罗斯政治，尤其是通过对反对派的支持。

　　近代以来的中国也如此。晚清时期的乱局、军阀时期、民国时期国民党内部斗争、国共两党之间的争斗，都有外部力量在背后，不同派别的政治力量经常“邀请”外国势力干预内政。即使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反对党，外部的影响也很显然。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可以完全隔离外在的影响，中国亦然。可以想象，一旦民主化来临，外部力量必然能够找到合理合法的渠道，来影响内部政治。

　　民主政治是近现代政治的象征。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和西方具有共同的制度特征，包括选举、三权分立、多党制、媒体自由、结社自由等等。在非西方社会，大多数民主国家也是贫穷国家。到今天为止，这些国家要不仍然处于贫穷水平，要不就是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水平。高收入社会，除了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外，少而又少，典型的就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日本和“四小龙”在早期发展阶段都走了非西方的道路，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模式还是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也就是形成了东亚模式。这些社会最后是否会步入西方那样的民主，需要观察，但这些社会毕竟已经通过非西方模式，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西方的经济发 展水平。这些经济体的发展有很多经济和社会原因，但在政治上说，这些社会都比较整合，有能力和外在世界打交道，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日本战后被美国占领，但日本的政治在自民党下始终是整合的。这种整合政治使得日本更能有效的把“占领”转化成为发展优势。东亚一些社会，在走上了西方式民主之后，也出现了内部政治和社会的分化，既得不到外部的好处，也无法隔离外部因素的对内影响。

　　总之，对大多数发展中社会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稳定的情况。弱政府和政治制度不稳定，为外部干预提供制度条件，而外部干预反过来又促成内部的继续分化和分裂。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不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这些国家很难得到有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乌克兰、埃及、委内瑞拉等等那些明显面临着外国干预的国家的发展，非常值得注意，它们的惨痛教训也是人们必须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