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下午，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发言，没有寒暄、没有客套，他一开口，直接“炮轰”医改：

　　一个社会或者公众对医改的评价主要是看什么？看病贵、看病难是不是有效解决了？医患紧张关系的环境是不是改善了？作为医改的主力军，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是不是真正调动起来了？

　　“如果是以这三条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五年的医改没有明显的突破，有些地方甚至更差了一点。”钟南山不客气地给出了他的评价。

　　他说：“我记得2010年克强当时是副总理，他在广东代表团时我就有一个发言，当时我希望在医改里明确广大医生的主力军的作用，我记得克强总理非常明确地讲了，而且在当年3月份中华医学会第24次代表大会上专门在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广大的医生是医改的主力军’。”

　　钟南山继续“放炮”：但是，五年过去了，假如说是按现在这种改革的体制，很多医务人员看不到他们可以改变现状的前景，反而通过一些所谓的医改方案使医生的收入进一步减少，在社会上进一步受到歧视，这样的话，他们的积极性从哪来？

　　对于不合理的收入来源，比如药物差价、分解麻醉手术程序，正是医改的内容，而医生的收入又不能从政府的层面来解决，所以医生没有看到医改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没有积极性，消极等待，没有主动参与，反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听了今天的总理工作报告，钟南山特别欣赏李克强总理讲的一句话“对存在的问题，政府要从自我找原因”。

　　他给出的当前医改药方首要是加大医院公益性，“政府在制订医改政策的时候，不能用抓经济的思维去指导医改，医改政策应该将尊重生命作为原则，只有尊重生命才能够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医改存在的问题就应该从自我找原因。”钟南山说，他特别注意到克强总理今天讲的一句话，就是“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特别把医务人员提出来。这让他看到希望，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以中国的方式解决医改这个世界难题”。

化解医患矛盾，需“望闻问切”体制弊病 （刘立峰）

　　今天，两位山东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菁做客大众网北京“两会直播间”，针对当前“伤医”事件频发的现状，探讨医患关系的缓解之道。他们认为，医患之间沟通不足是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而相关部门应当设立第三方专门机构，依法处理医患矛盾。

　　一位医院领导和一位学校领导探讨缓解医患关系的之道，毕宏生与孙菁都认为，医生与患者比例严重失调，缺乏沟通是导致医患关系的根源。笔者也认同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两位人大代表却只看到了事件的表象，正如同医生只看到病人和家属的刁蛮，患者只看到医院为谋利而层层加码，两位领导还应该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才对。

　　每年两会，教育与医疗都会成为人民最关注和问题之一，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达6920美元，按世界标准，人均5000美元已经达到初步发达国家水平，也足以支撑起全国免费教育、医疗，但我们看到，中国教育医疗依然是两大体制短板。

　　220万医务人员服务于13亿人口会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吗？生于50年代的父辈们都记得，他们小时候去县城医院治病，医生不会催促先交钱再治病，而是以治病为先，如果病人家庭贫困出院时可以出具公社和大队证明集体或国家报销。可想而知，那时候医护人员数量是远低于现在的，即使当时有更多病人因为医疗技术所限在医院死亡也几乎没有医患纠纷，所谓医患沟通，就医时半分钟内就可以沟通好的，比如医生可以定式问一下病人：您家住哪里？家里几口人？有无工作？再加上“望闻问切”，医生完全能够与患者沟通好。

　　相对于城市医院里的医患紧张，社区与农村诊所就少有这种现象，因为医生与患者早已熟识与相互信任，社区医生也更能理解患者，并常常上门出诊。即便如此，也还是有种价差怪象：同样的药品和剂量打点滴，在社区诊所是45元，在乡镇医院却是106元，合作医疗报销后支付几乎同样的钱，所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制度，基本上正如同商家涨价后打折。

　　毕宏生院长说中国只有220万医务人员，但孙菁院长应该更清楚中国每年医学院校和护理专业有多少毕业生。举一个例子：2005年唐山市医护毕业生2000多人，他们最终只有10%就业，其它90%都无奈转行了，而根源在于正规医院在职人数早已人满为患。一方面是医护人员的紧缺，一方面是每年50万护理人员流失，医疗体制弊端可见一斑。

　　近期两起事件倍受人民关注：郑州医生秦瑞娟为开了四分钱处方并治好了一个孩子的过敏症而倍受人民赞颂，四川医生兰越峰因反感医院为了创收对病人医疗过度检查得罪领导成“走廊医生”，并引起医院百余医务人员罢工。从这两起事件中可见医疗体制的冷漠，医者仁心，本应该最能体会病人的痛苦，却有许多人在利益面前变得一片冷漠，所谓医患红包协议，说到底折射的是人民对医疗体制弊病的嘲讽和鞭挞。

　　虽然中国已经走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教育与医疗依然还停留在计划时代，它们如同两条赚钱的生产钱，学生与患者是这两条生产线上的产品，教师与医护工作者正如生产线上的忙碌的工人，他们只负责生产，不负责售后。我们不能指责操劳的“工人们”不尽责，却应该反思是不是应该让这两条生产线破产重组或技术升级。

　　医患矛盾，本质上是医生承接了患者对医疗体制弊端的愤怒和不满，化解医患矛盾，必须深层“望闻问切”医疗体制弊病。全国应该借鉴北京近期放开在职医生开诊所的经验，并政策倾斜建立更多社区医疗点，提高待遇引导更多医护人员到服务社区人民，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做到全面深化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卫生健康、文化生活、体育健身等方面的新期待,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决定，只有让医疗体制目标回归公益性的服务本位，才能完全化解医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