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

初中没时间学习：学工一个月 学农一个月

　　“江苏省大丰县小海公社。”时隔36年，现在已是天津大学校长的李家俊依然清晰的记得，当年参加高考考场的地点。

　　在文革后期，1969年底时，由于江苏的特殊政策，李家俊全家被下放到江苏苏北大丰县，很偏僻的一个生产队。李家俊的小学在无锡读完，初中期间基本没有学习，过着学工一个月，学农一个月的生活。学工李家俊到工厂里，冬天里在工厂的大玻璃窗上糊上浆糊布条，贴成米字状，这是工厂内备战的需要，李家俊笑言：“现在想想，有些可笑。”学农李家俊则直接住到农村去。随家人下放到农村后，李家俊十四五岁的年龄，虽然李家俊的父母由于年龄大，只受过初级的教育，例如读过私塾，但是父母亲认为孩子还小，得继续完成教育，于是李家俊就在大队继续学习，并在1974年高中毕业。

　　文革期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国政府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1974年，高中毕业的李家俊，也正式作为知青回生产队劳动，收玉米、割稻子、打农药的基本农活他都干过。李家俊回忆，在夏天打农药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只是简单带个口罩背一个喷农药的机器在背上，一路下来浑身都是农药味。就这样，李家俊过了4年多真正的知青生活。

77年第一次高考报志愿因怕上农学院不服从分配

　　1977年底，恢复高考的消息发出。李家俊所在的农村，消息闭塞，一开始并不知道要恢复高考，是李家俊没有下放已在苏州工作的姐姐，听到这个消息，给在农村的李家俊和另外两个弟弟，寄了一点复习材料，希望他们能够去参加考试。李家俊的姐姐是当时被作为工农工兵学员推荐出去的，所以在李家俊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时，大队的人就说：“全大队就出了一个工农兵学员，你姐姐去了，你们家就不可能再有人出去上大学，你就踏踏实实在农村干一辈子。”

　　1977年的考试，李家俊最终还是参加了，谈不上自信，只是觉得这是个机会，迈进考场时，有一些紧张。那一年，李家俊考得分数过了录取线，也参加了体检，但是由于志愿并没有报好，没有被录取。那时，在农村的李家俊心气很高，大部分的志愿他填得都是不服从分配，因为他很怕被分配再去上农学院之类的学校，不想继续留在那么艰苦的地方。

　　过了半年，1978年，李家俊再一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第二次参加考试。第二次报志愿时，李家俊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学理不学文不学医想学工。加之，一起下放到农村的一个医生说，天津大学很好，这个医生的父亲原来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的教授，最终李家俊去了天津大学。

高考考英语一无所知 二次高考终于离开农村

　　两次高考，两段备考经历。李家俊回忆，第一次缺少复习资料，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因为那时候还要工作，就连已公布的考试大纲，李家俊也没有机会看到。第二次的备考，条件就好多了，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一起收集试题，通过前一年的高考题，文革前高考的试题复习。李家俊当时重点的复习科目是数学，因为他想学理科，在农村教育中数学的水平是差距很大的。李家俊做了很多题，不会的就去找老师请教，但是李家俊感叹：“全靠自己准备。”

　　李家俊是在公社里的中学参加的考试，江苏省大丰县小海公社。他记得很清楚数学、语文、物理、化学、英语这几个科目的考试，由于在知青期间完全没有接触英语学习，在考试中，李家俊对英语是一无所知，能挑勾的挑了勾，不能挑的李家俊是什么也不会。

　　第二次考试结束，忐忑的等待后，李家俊拿到天津大学的通知书时，高兴自然是不必说了，他第一时间向父母做了汇报。后来，和李家俊一起参加高考的大弟弟，回到无锡读了一所师范院校，小弟弟后来随着父母亲调回了无锡市城里。李家俊的小弟弟，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下放到农村时才7岁，在农村的生产队上过学，那时一个小学只配备一名教师，同时教授四个年级的课程，小弟弟要自己从家里带着板凳桌子去学校，在这样的状态下完成了小学校的教育。

　　两次参加高考，李家俊终于离开了农村，他把这称为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他很怕在农村待上一辈子。李家俊感叹，虽在农村时也做过会计，当过新闻干事，但是一直很迷茫，看不到前途。上了大学，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李家俊甚至有一步登天的感觉。

大学里满怀热情ABC开始从头学英语

　　大学报到时，李家俊自己背着行李，坐火车来到天津。唐山大地震后，天津也受到波及，所以学校里虽是一派欢迎新生的气氛，但是难免破乱，操场上全是临时建起来的棚子。开学典礼时，环境很简陋，学生自己带着凳子听会，任何的活动也都是这样，凳子走到哪里都是自己带着。

　　进入大学，李家俊全新的生活开始了，他是别人口中的天之骄子，走到哪里，都带着校徽，享受着别人的“指指点点”。

　　当时的大学里，有一派全新的景象是，大家对于英语学习充满了热情。李家俊描述，校园里所有有空当的地方，一般都有读英语的朗朗书声，甚至在楼道转弯拐角的地方都有人念英语，大家旁若无人。大部分的学生同李家俊一样，再上大学以前根本没接触过英语，所以他一点点从ABC学起，千方百计的找磁带听，那时候班里的学生难得有一部录音机，学校里的公共语音教室也很少。李家俊就课下自己练，对语法钻研的头头是道，他买各式各样的参考书，书是他大学时代唯一的奢侈品，几毛钱的一本书对他都是很大的负担。

　　李家俊的大学生活中，充斥着满满学习的回忆，因为78届的学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就是生活的主题。一周7天，6天在上课，周末这一天，上午李家俊会整理内务，打扫宿舍的卫生，洗洗衣服，晒被子。下午午饭过后，同宿舍的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去校外吴家窑那里洗澡，因为学校里的澡堂通常是要排大队的。当时，从南方来的李家俊对北方的澡堂还不太适应，他说大家把衣服一脱扔进大楼框里，很有意思。洗澡回来晚饭后，李家俊就继续去上晚自习。到了周一，又是一个常态化的开始。在大学李家俊所在的班级是相对活跃的，他担任过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做过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

　　四年大学毕业时，学校做了决定，经过李家俊本人的同意，他留校了，作为那一届学生留校三四个人中的一个。留校后，李家俊在教研室工作，做科研带学生，后来读了硕士，公派留学英国读了4年博士。现在，李家俊是天津大学的校长。

邓小平让人相信所有人都有机会

　　如果没有高考，李家俊可能会在农村呆上一辈子。在追忆恢复高考，参加高考，上大学的过程中，李家俊坦言：“是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对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人邓小平，李家俊直言，没有邓小平就没有自己的今天，邓小平的决策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还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命运和价值取向，这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他让人相信，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凭本事上大学，虽然那时的录取比例很低。

　　回忆自己的青葱岁月，李家俊感叹现在的孩子幸福多了，80年代的时候入学率不到10%，现在全国平均已经超越了30%。原来15%叫做高等教育是精英教育，超过15%是大众化的教育，中国目前远远超过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所以现在的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己发展的需求。李家俊自己的孩子，也是是初中、高中、大学一路走下来，已从天津的一所中国民航大学毕业两年，目前在天津市一家企业工作。李家俊的孩子学习的是偏文艺的管理学专业，虽然他和妻子都是工科出身，确实也希望孩子学工科，但是李家俊尊重了孩子自己的选择。

　　李家俊一家三代的教育，是一个时代人的印记，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李家俊的父母上过私塾受过初等教育，但是深知教育的重要性，鼓励孩子读书考学；李家俊从一名农村的知青，通过恢复高考，走过独木桥最终进了大学；后来，中国的大学扩招，中国学生上大学的比例比之77、78年大幅度提高，学生们一路小学、中高中、大学念下来，已为非难事，李家俊的孩子就是其中一个。

　　2013年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李家俊认为大学梦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天津大学校长：“分数决定一切”是高考最大弊端（张璐晶）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高考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高考事关每个家庭、牵动人心。高考改革有无具体时间表？能否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
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独家专访时表示，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出现一点失误，会影响到一代人的教育。
“分数决定一切”
是高考最大的弊端
《中国经济周刊》：高考改革有无具体时间表？能否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现状？
李家俊：招生考试确实是整个教育的指挥棒，尤其是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牵动着全社会，涉及到整个人才培养的大制度。现在的高考制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所谓的公平是在人才选拔的过程中，在没有更好的人才选拔办法的时候，只有分数最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分数成为唯一的人才选拔的衡量标准，衍生出了很多问题。
分数决定一切，一考定终身，这是高考最大的一个弊端。高考改革围绕着解决这个弊端入手，关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教育部已经做了明确的部署，今年就会有很大的动作，各个省和各个地区也都在研究自己的方案。
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思路是清楚的，但是要慎重对待高考的改革，因为这么大的政策，有时候操之过急，出现一点失误，可能会影响到整整一代人。因为高考不是一场考试那么简单，从高一开始，教材、课程体系和最后的考试是有一个衔接的，不是说改就能改的。但是我认为教育部现在提出的大的原则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方向是正确的。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自主招生、外语一年多考” 等高考改革方式，您有怎样的看法？
李家俊：对学校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综合评价一个学生的潜力，分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还有其他方面，包括社会责任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第一根本任务。立德树人在平时考试中是考不出来的，孩子的社会责任心的问题、道德方面的表现考试反映不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改革的一个方向。
政府应该均衡义务教育资源
《中国经济周刊》：高考还经常被人诟病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区间的差异。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分数线低、好学校多，这成为外地家长和考生的心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家俊：教育的均衡化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对于大学阶段，不要轻易讲均衡不均衡的问题。义务教育阶段，我们国家有义务教育法，国家有义务对所有的公民提供最好的基础教育。但是，我国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是不均衡的，教育质量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地区，甚至是相同地区的不同学校，学生能够享受到的教育质量也不相等。政府现在最大、最重要任务，是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均衡发展问题，提供最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这是我们教育均衡化的重点。而对于高校来说，不能简单拿均衡和平等来谈高校的发展，因为高校本身是要分出层次的。
建议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学分互认
《中国经济周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怎样的见解？
李家俊：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方向很正确，在高等教育阶段，需要跟职业有关的教育，满足就业市场。如果职业教育阶段和其他的高等教育阶段学分可以互认，会给很多人才提供更多的机会。比如学生上了职业教育的学校，技能做得很好，突然发现我可能适合做研究，将来也可以上研究生，就给他一个机会。但是，要防止一个倾向，就是所有的职业学校都希望它的学生能考上研究生，能够和普通学校去对接，这就又跑偏了，（因为）职业教育就是比较高的职业技能学校，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
《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一方面，大学毕业生频频遭遇“最难就业季”；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学生加入考研大军。您认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否饱和？
李家俊：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不是处于饱和状态，现在就业市场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时候的必然，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应和匹配。现在并不是教育过剩、高校过多的问题，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和匹配的问题。
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才刚刚达到30%，但发达国家早就超过50%、60%，甚至70%，只要公民想上学就有机会上，但有许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公民自己不想上了。这些国家各个层次的教育都办得很好，比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国的工程师教育等。
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
比例还远远不够
《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您觉得这个比例还有无提高的可能？
李家俊：我觉得4%是历史性的、了不起的进步，应该看到这几年国家和各级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和发达国家甚至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比如和印度比，我国的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还不是很高。
实际上，教育还有许多薄弱环节，应该政府管的部分还没有管好，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完全是政府的责任，还有那么多的薄弱校、那么多的贫困校，有的老师愿意去贫困地区教书，有的孩子要跑很远去上学。所以说，我们的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