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半前我初来美国，时差还没倒过来便参加了所在的利伯缇大学（Liberty University）的教学培训，开学后将负责教授本科生人际交流和公共演讲基础课。负责培训的教授很干练，有多年教学经验，警告我们这些新手不要想着跟学生做朋友，要保持一种职业的师生关系。她拿我做例子：“杜刚从中国过来，在美国没有朋友，他可以去自己的学生中找朋友吗？当然不可以！如果你们不想找麻烦的话。”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我稍有些尴尬，不过这个道理我明白，毕竟来美之前我已经做过三年教师了。接着她说：“况且你们已经有了最好的朋友，它叫做Syllabus（课程纲要）。”大家心领神会地笑了，我却不明所以，随着大家笑笑。我的不明白不是这个词的词义，而是对它的含义陌生，因为这在我国内大学的教育中没有接触过。

　　即使这个概念再陌生，过了第一周也会明白个大概。开学第一周被称为“纲要周”（Syllabus Week），第一节课前就会收到各科教授发来的纲要，我也按照要求将所教课的纲要发给了学生。于是第一节课除了师生互相认识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共同研究该科目的纲要。课程纲要大同小异，少则一两页，多至十几页甚至更多，有相似的结构和元素，包含教科书目/阅读书目、学习目标、成绩结构、评分标准、功课任务及具体要求、学科政策（包含考勤、迟交功课等）、学术政策（处理作弊抄袭的政策等）、学校资源（比如写作辅导、心理辅导等）和时间表（包括每课内容、功课截止日期）等。

　　从纲要内容来看，它很像一件产品的说明书，告诉学生怎么上这门课，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做，怎么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样学生和老师对这个科目的理解就能在同一个层面上，避免了很多因要求模煳造成的问题。所以第一节课，作为老师的我们会跟学生强调，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先查看纲要，找不到答案后再来询问。我在国内读大学时，没有任何一门课有这样的文件，可以清晰地告诉我那门课的期望和标准，大部分相关事项都是老师第一节课口头讲述，难免会有很多重要信息缺失。后来和一些朋友交流，得知几所国内名校的少数课程确实提供了课程纲要，这些课程以外教授课为主。

　　纲要不仅仅是一份说明书，而且也是一份契约。当我在第一所大学教传播学基础课时，课程纲要最后一页是一份合同签署页，上面写着：“我已经阅读和明白这份课程纲要的内容和这门课的要求、期望和政策，而且我会遵守以上要求。”然后学生要签字交给授课老师。这就是培训时教授说它会是我们好朋友的原因。假设在学期中学生因为一些问题要挑战老师，比如迟交作业，老师可以简单地说，“纲要已经写明白了迟交作业是0分（或者是其他评分标准），并且你也签署了合约，这表示你知道和接受这样的政策。”现在我在的乔治梅森大学，传播学基础课主任每次培训时都会一再强调：“课程纲要可以保护到你们，只要你们坚持上面的要求，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作为一份契约，保护的不只是甲方，也包含乙方，也就是说纲要同时需要保护学生的利益。比如纲要上已经写明了学期当中要完成的功课，老师就不能随便再加别的任务。学生知道他们这门课要写几篇论文，甚至知道每篇要写几页。如果老师心血来潮做出改动，学生就可以拿出纲要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作为甲方的教授，通常会在纲要的末尾留一行字，阐明保留修改纲要的权利。比如我在用的课程大纲末尾就有这么一句，“你的老师保留在学期中修改纲要的权利，并可无需通知。” 然而这行字并不是赋予教授“独裁”的权利，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险起见，在极端情况下（与学生的纠纷升级，牵涉到家长或者上级领导）可以保护自己。通常教授不会随便行使这项权利，因为他们明白纲要的契约性质，因而学期当中的一些改动都会取得学生的同意。这种契约精神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契约在美国政治、经济以及生活当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人们对契约尊重和遵守的同时也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形成一个有良好关系的社会。

　　作为一份契约，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一种自愿选择的关系，课程纲要也不例外。开学头一周学生可以试听感兴趣的课程，只要在截止时间前决定好即可。如果他们去了一门课的第一节，通过课程纲要发现不理想，或许因为老师功课太多，或许课程内容与预期不同，或许只是不喜欢老师，就可以选择不去上，不用和这位老师建立契约关系。当然有一些核心课或必修课，学生的选择不多，但是这种必须上某门课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是，我们也知道生活中的契约也不是百分之百自愿，比如我们要安装一个软件，使用一个服务，我们面临的选择可能也不多，这时我们也要“被迫”接受条款。

　　那么中国大学教育能否也使用契约来规范教学以及保护师生权益呢？首先要看中国社会的契约文化的成熟度。经过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国内经济方面已经普遍接受契约制度，形成了较成熟的契约文化。相比之下，政治和生活方面这种文化还只显雏形。另外，中国文化赋予老师与西方社会中教师相比不同的地位和角色，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老师仍是“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师者，而西方教育受到消费主义和商品经济影响和改造，教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知识服务的提供者。因而，契约这种商品经济色彩浓厚的东西来到中国，遇到有着文化赋予的绝对权威的中国师者，恐怕会水土不服。

　　不管如何，在我这三年的教学经历中，课程纲要确实成了我的好朋友。很多次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有挑战性的情况，比如学生晚交作业，缺勤，或者错过演讲日期，我都可以根据纲要做出一个相对客观的处理方式，这样保证了课堂的公平。上一个学期一次演讲后，有一个学生向我抱怨，因为她的着装我扣掉了一些演讲分数。她详细地跟我讲述她是如何努力找合适的衣服，也照过镜子觉得没问题，为什么我还要给她扣分。我说：“首先，你的衬衣合适，但是穿一件短裤演讲怎么都算不上得体。”她听了说：“可是这是一件比较正式的短裤啊，我认为合适，我的室友也这么说。”我听了没有办法，只好请出我的“好朋友”，找到描述演讲着装的那一页，然后把相关要求读了一下。她听了耸耸肩说：“好吧，我没有看到。那我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