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站前民办高校招生

　　8月的北京热浪翻滚。同这个季节一样，民办院校迎来了招生黄金季节，但与前些年相反，北京的民办高校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源“寒冬”。以实施职业技术培训和高等自学考试助学辅导为主要办学特色的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更是陷入招生困境，步履维艰。

　　根据教育部日前公布的《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目前，我国授予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共有707所，而另一部分未被纳入国家学历教育体系，即不能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则高达823所，占据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半壁江山。

　　如此庞大的学校群体却长期受困于经费短缺、生源匮乏等因素，今年的招生窘境更是折射出这些学校发展的现实困境。如果从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算起，我国民办教育迈入法制化已然10年。如何化解民办非学历高教的多重难题，是摆在教育主管部门和民办学校面前的一道考题。

生源锐减折射生存困境

　　8月中旬，人流如织的北京西站，身着“北京民族大学”、“北京明园大学”字样T恤的接站人员不时穿梭其中。“忙了一天，才接到20 来个。”来自北京某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江民摇着头说。而北京昌平区一家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指出：“我们今年都没有安排大巴接站。”话语的背后透着生源锐减的无奈，这所学校共8个院系，今年招生人数仅为100余人。

　　调查得知，这样的情况在北京60余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中普遍存在。位于延庆的一所学校规模由前几年的万余人降为目前的千余人；房山的一所高校因为生源锐减，将一半的建筑封存起来，该校宣传处工作人员说，“学生少，用不了这么多楼房，组织活动都没个人气儿。”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的“遭遇”更具代表性，作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学校发起“免费求学行动”，计划从2012年起每年招收500至1000名优秀贫困生免费就读。两年来，尽管入学人数从去年的56人上升到今年的近200人，但远未招满预期人数。

　　在民办教育发达的上海市，该类学校也面临相仿的窘境。对比近几年的《上海市教育工作年报》，2008年上海市共有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256所，四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234所。对于全国而言，2008年该类学校注册学生共计92.02万人，四年后则降至82.82万人，人数减少近 10万。

　　生源的减少同多种因素有关，除了适龄人口自然基数的减少、选择自费出国留学的学生日益增多等外部因素之外，从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一“出生”便伴随始终的先天性的“基因缺陷”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与生俱来的“基因缺陷”

　　对于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来说，师资短缺、没有固定校址都是困扰学校发展的先天性“基因缺陷”。

　　先说师资。师资一直是困扰着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大问题，制约着该类学校的成长。在京郊多所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中，均采用专兼职结合的师资队伍。兼职教师来自北京各学校在职或已退休教师，专职教师则是学校自主招聘的全职教师。在这些教师中，兼职教师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但从现实反馈来看，聘请来的兼职教师由于不便于管理常常出现队伍不稳定的情况。

　　以中国信息大学为例，一些兼职教师时常迟到、早退。个别老师还在期末考试时将一个班的成绩全部给成 80分，让校领导无奈之余只能花大力气建设自属的专职教师队伍。但专职教师也存在短板，多是刚毕业的学生，专业领域内经验并不丰富，教学重理论而缺乏实践。针对这种状况，该校开始招聘业界5—8年工作经验的一线人士担任各学科带头人，以此来带动年轻专职教师，推动师资建设。

　　当然，师资的困难同非学历的办学性质有关。学校招聘的教师多数不能参与职称评定，这些现实问题也实实在在制约着非学历民办院校师资队伍的建设。

　　校址是第二个困扰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因素。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北京的部分民办非学历学校办学堪忧：有的学校租地，有的则干脆“借地儿”，办在一些大学校园里，租几栋楼就成了一所学校。非固定的办学地点让一些学校频繁更换校址，有的10年内已迁址4次之多，平均每两年多就要搬迁一次，由此必然带来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不安定之感，以及归属感的淡薄。

　　为了改善窘境，北京东方大学于2008年由海淀迁往朝阳，约200多亩、合同期为15年的租用地改善了办学条件。“可是租的地方终归不是自己的，学校不敢投资太多。”该校常务副校长武恩学表示。

　　身份和定位的不被知晓是困扰这类学校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北京朝阳区某商场门口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随机调查50名路人，被调查者中，28名受调查者的第一反应是“虚假大学”，16人认为其为公办大学，仅有6人知道其为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

　　由于这些教育机构不能颁发学历和文凭，只能提供学校印发的毕业资质。如果学生想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就得通过成人高考、自考等渠道，继续求学。“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下，学历仍被大多数人所看重，找工作、升职时文凭常被设为硬杠杠。这些无法提供学历和文凭的教育机构自然招不到充足生源。”有专家指出，尽管这些学校都努力通过校企联合等方式，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但是，“非学历”依然是这些学校吸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种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加之一些学校虚假宣传、虚假招生、教育质量不高，使得这些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内外交困。

大浪淘沙中加快自身调整

　　从发展30年的民办高等教育历史来看，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公办高等教育的社会供给严重不足，民办高等教育作为市场补充的角色出现，以“助学”、“助考”等方式迎合了大批青年对于教育资源的渴求；90年代初期，政策的松动使得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一些学校还取得了学历颁发资格，被纳入国家学历教育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大学扩招开始引起生源紧张，这让各非学历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起来，我国也相继出台一系列国家和地方性政策法规，规范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

　　经历了二三十年来命运的跌宕起伏，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所非学历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深有感触：“90年代我们辉煌着呢，那时候学校名气很大，招生根本不用愁！”往昔的辉煌与今天招生人数不足300人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发展近30年的老牌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落得近景凄凉。

　　内忧外困与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是相生相伴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伴随着这些问题一路走来，在生源锐减的今天迎来了发展的拐点。在生源充足的前些年，一些学校重金投入宣传招生工作中，却忽视了学校内部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等生源危机出现，却突然惊醒学校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当生源锐减将人口红利的外衣褪去，教育特色和教育质量的问题就凸显出来，这成为每一位办学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有专家指出。

　　专家的观点点到要害，在市场为王的今天，一些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清晰的办学思路，在提出宏大规划目标时，却罔顾实际。朝阳一家该类学校展示的学校规划中，“要在本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百所名校之一。”豪气冲天的口号下，却是招生人数不到200的窘迫现实。还有众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片面照搬和移植普通高等教育，护理、民航、计算机、新闻、金融等专业几乎各校都有，盲目追求“大而全”，特色不鲜明，定位不清晰，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可言。

　　为此，有专家表示，人数减少等现实束缚将倒逼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内部重大改革，苦练内功，形成核心竞争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优势专业。能否跟上社会发展，能否适应行业需求，将决定该类学校的出路。

　　大浪淘沙。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究竟如何调整自身，接受市场选择？无疑，政府应该释放应有的体制机制活力，加紧落实政策，并形成比较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而民办教育也须躬身自省，剔除不理性、不正规的发展选择，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树立品牌意识,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唯如此，才有可能健康成长。当然，这条路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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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阻重重，民办非学历 活得不容易

制图：张芳曼

　　免费上学，却招不来学生，这样的尴尬，发生在北京华夏管理学院。作为一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该校联合爱国者、新东方、汇源等开展“百家企业联盟发起免费求学行动”，计划从 2012年起每年招收500至1000名优秀贫困生免费就读。两年下来，尽管入学人数从去年的56人上升到今年的近200人，但远未招满预期中的人数。

　　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阵营中，823所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类似北京华夏管理学院的境遇，几乎是这些机构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没有文凭授予权、社会认可度低、就业保障不力、公众信任危机……种种路障横亘，让“北京华夏管理学院们”不禁发问：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编者

学校：学费全部免就业有保障
学生：专业选择少师资力量弱

　　近日，来自贵州贫困山区的高中毕业生小董，来到北京华夏管理学院报到。按照“免费计划”，他获得了每学年6800元学费、3000元实训费和2800元住宿费的减免。逾1万元的学费减免，加上各种奖学金，足以支撑他几年的学业。

　　与小董作出同样选择的，还有近200名家庭贫困生。免费上学，是他们选择这所学校的主要原因。“在多家知名企业的支持下，我们每年为‘特优、特困、特长’的革命老区及贫困山区学子、农民工子弟等提供免费教育的机会。”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院长姜岚昕坦言， 即便免收多项费用，目前的入学人数仍与学校500—1000人的招生目标相差甚远。

　　在学校看来，这种尴尬局面主要源自品牌影响力欠缺。“作为一所民办学校，我们既没有太多的历史积淀，也没有优秀毕业生的辉煌纪录，仍然处于品牌的开创期。”

　  北京华夏管理学院推行免费教育，日常的办学经费主要靠岗位定制、智力投资、助学基金等模式来支撑。

　　不过，有学生则直言学校专业不接地气，选择空间过于狭小。北京华夏管理学院总共只有8个专业，且全部为企业经营管理、公益事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之类的管理专业。“我校是企业定制教育，专业是根据企业岗位需求设置的，由校企联合培养，就业有协议保障。”姜岚昕也承认，“学校的现有专业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师资力量不足也是学校吸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该校负责人坦言，虽然聘任大学老师和企业家来教学，但专业师资力量仍较弱，缺少知名教师，教师数量也较少。

专家：未被纳入学历教育体系成为硬伤
公众：部分民校违规招生办学自毁声誉

　　即使打着免费教育的旗帜，依然难以吸引学子的目光，北京华夏管理学院的处境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疲软与低迷。

　　目前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中，一部分是授予国家承认学历的，即民办大学。另一部分未被纳入国家学历教育体系，根据北京市教委日前下发的通知，这些学校只能被称为“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教育部日前公布的《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共有 823所，注册学生82.82万人。

　　由于这些教育机构不能颁发学历和文凭，只能提供学校印发的毕业资质。如果学生想取得国家承认的学历，就得通过成人高考、自考等渠道，继续求学。“现在的社会大环境下，学历仍被大多数人所看重，找工作、升职时文凭常被设为硬杠杠。这些无法提供学历和文凭的教育机构招不到充足生源，也就不足为奇了。”有专家如此分析。

　　而部分民办学校的不正规办学也在自毁行业声誉，加剧公众的信任危机。为了抢夺生源，一些民办学校不惜虚假宣传、违规招生，教学敷衍、文凭造假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症结：积累不足身份模糊导致品牌难建
前路：进入法制化转型民校应理性发展　

　　模糊的定位与雷同的专业，让许多民办学校走上低水平扩张之路。据业内人士透露，许多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开设的专业集中在管理、会计、外语等文科类，而这些恰恰是市场上最饱和的专业。“这几年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本科生、研究生尚且难找工作，就业压力极大压缩了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

　　学生的选择，决定着民办学校的走向，在市场的淘洗中，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能形成品牌的并不多。有专家坦言，由于先天积累不足，加之后天身份模糊，导致民办高教的实力和影响力有限，从师资配备到学校管理，从教学效果到社会形象，都无法与公立高校“抗衡”。民办教育的运营资金除了来自投资者，主要依赖学生缴纳的各项费用，高学费投入与低社会认可度的矛盾让学生们对非学历的民办高教望而却步。哪怕有这种免费计划，很多人也觉得不可信。

　　如果以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的颁布实施算起，我国民办教育迈入法制化阶段的转型发展期已然10年。要化解民办非学历高教的多重难题，政府应该释放应有的体制机制活力，加紧落实政策，并形成比较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而民办教育也须躬身自省，剔除不理性、不正规的发展选择，切实提高教育质量,树立品牌意识,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唯如此，才有可能健康成长。（赵婀娜 闫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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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被指成高校钱袋子 领导只花钱不愿担责

用一流大学牌子招生，让不入流老师上课，发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凭

继续教育被指成为高校“钱袋子”

　“出租大学教学场地给中介培训机构赚钱；网络教育注水；卖学历证书……”随着继续教育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发展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继续教育的发展正遭遇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教育部主办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研讨班，来自91所高校的百余名校长、专家学者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就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会诊”。

翻版全日制教育必然死路一条

　　“高校扩招以后，继续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来自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吴志勇说。

　　据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统计，2000年是函授、夜大、电大等传统继续教育发展的最高峰，招生达到200万人。从2001年开始进入生源下跌期，特别是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数据显示，2001年全国有962所成人高校，招生122.6万人，到2012年减少至348所，招生 43.8万人。

　　面对持续的生源下跌，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副秘书长李德芳分析认为，函授、夜大、电大等继续教育在1980年～1990年代国民学历补偿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新世纪高校扩招以后，由继续教育承担的补偿性学历教育使命基本完成。

　　尤其是近10年来，高校传统继续教育发展模式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严重脱节，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继续教育学院有关负责人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他说，一方面传统函授教育因成人工学矛盾导致长时间集中面授难以实施，教学手段的单一性导致成人自学过程中缺乏教师指导，学习难度大、效率低。另一方面，常规网络教育因为缺乏面授教学等环节，对学生在学术和心理方面的支持不够，对学习过程的监控、指导不足，学生参与度低，难以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李德芳则认为，高校继续教育存在先天性的缺陷，即主办高校对继续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都是照搬照抄全日制教育的模式，专业设置往往强调学术性，教学讲究稳定性，教材更新速度慢，对继续教育人员“学以致用”的现实需求考虑不够。

　　“用全日制教育的翻版，去套用放羊式的教学模式，必然是死路一条。”李德芳直截了当地说。

表面光鲜下师资短缺
继续教育沦为钱袋子

　　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1600所高校的成人本专科招生438万人，68所试点高校的网络教育本专科招生570.4万人。”这个规模远远超过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685万人的招生计划数。

　　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在全国设有60多个教学中心，分布在27个省、市和自治区，目前在校学生25140人。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则透露，依托该校学科优势和分布在全国17个省市的100多个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形成了以高中起点本科、专升本为主的理、工、医、文、管、法、农等多学科体系。

　　然而，众多的学生数量、广泛分布的教学网点只是表象，继续教育表面的光鲜下是严重的师资短缺，尤其是优质师资的短缺。

　　以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为例，据介绍，目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院在读生超过5万人，与之相对应，继续教育学院的师资力量则是副教授职称以上23人，教授6人，讲师6人。

　　某著名大学的一位教授透露，“高校中稍微有点社会名望的教授和学术水平的老师，根本不屑于给继续教育学院的学生上课。因为那是一块被边缘化的地带，弄不好会让自己跌价。”

　　那么，面对数以万计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高校继续教育学院怎么解决严重的师资短缺问题呢？北京一所985高校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透露，他们建有一个2000人规模的兼职教师资源库，主要是其他不知名高校的老师和社会公司企业的人员，然后根据生源、地域、专业等情况选配老师，对外授课时统一称为“本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师’”。

　　“都给继续教育学生配本校最好的老师，肯定是亏得一塌糊涂。”上述这所985高校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透露，“用一流大学牌子招生，让不入流教师上课，发国家承认的大学文凭，是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生存的不二法门。”

　　对于这种客观现实，李德芳在接受采访时坦陈：“继续教育在很多高校都被边缘化，没有纳入高校整个体系中，缺少归口管理、职责不清，缺乏教学质量监督评价体系，只是作为创收的‘钱袋子’在使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知情者证实了李德芳的说法：“我们每年招收1000多名学历教育学生，就可以给校本部贡献 6000多万元利润。那些继续教育学生数量在两万以上甚至更大规模的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给校本部贡献的收入是以亿元为计量单位的，这样才能在高校拥有发言权。”

高校党政一把手不能只顾花钱不愿担责

　　“一本大学高考录取分数线很高，继续教育成人学生随便进来，毕业都拿国家承认的名牌大学毕业证书。”上述北京高校继续教育学院知情者说，“对于继续教育学历‘注水’现象，高校党政一把手比谁都清楚，但是面对市场吸引力，往往只顾挣钱不愿担责。”

　　据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有关人士透露，该院1999年成为国家网络学历教育首批试点招生单位，招生非常火爆。但在2002年发现继续教育学历的生源对学校百年品牌与信誉有着潜在巨大的风险与损害，校方断然停止招生。从此以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只做非学历的继续教育。

　　“同一批试点招生的高校，不但没有停掉网络学历教育，而且招生增长迅猛，甚至连函授、夜大等学历教育照样干得红红火火。”有关知情者说，“大部分高校没有把继续教育作为真正的事业在做，而是作为一个赚钱的机器。”

　　“继续教育应是高校的整体行为，而不是某个部门的局部行为。”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刘亚说，关键是要进行顶层设计，整合优质资源。李德芳则建议说，“高校党政一把手要作为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的第一责任人，把继续教育纳入高校质量评价管理体系，完善办学体系，进行归口管理，管办分离，第三方监督等。”

　　“若是通过网络教育来混学历的，趁早走开。”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网络教育学院的高澎苹院长表示：“现在继续教育的社会声誉面临严峻的挑战，稍有闪失就会把百年老校的品牌给砸了。”所以，对外经贸大学远程教育学院书记李福德再三呼吁，继续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品牌，需要68家招收网络学历教育的试点高校和其他高校加强自律共同呵护。（李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