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潜规则》（The Price ofAd-mission）一书中，普利策奖得主、《华尔街日报》调查记者丹尼尔·金（DanielGolden）为我们揭示了美国贵族赖以达成世袭的秘诀之一。

钱

　　1995年，提摩西，格罗顿中学（GrotonSchool）的一个学习水平中游的学生，申请了斯坦福大学。他在中学里是一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主打防守位置。斯坦福把他按照顶尖运动员特招入校。奇怪的是，斯坦福并没有授予提摩西运动员奖学金（每一个特招橄榄球员都有的奖学金）。而时任斯坦福队总教练的泰隆·威灵汉（TyroneWillingham）也声称他并没有招募提摩西。实际上提摩西也缺乏防守队员所必需的速度。

　　三年以后，格罗顿中学1998年度共有九人申请斯坦福大学。斯坦福最后只招录了玛格丽特。她在班级中仅是中游水平，SAT分数逊于其余八个申请者中的七人。在被斯坦福拒绝的八人中至少有一人在学术领域全面超越了玛格丽特。
　　那么，为什么斯坦福对他们情有独钟呢？

　　这两位幸运儿的父亲，罗伯特·贝斯（RobertBass）是得克萨斯石油大亨，1991年他曾经向斯坦福捐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美国顶尖高校为了证明自己的公平，总是强调自己的录取都是“无视需求”（即录取时不管学生是否能支付学费），哈佛等大学甚至会免除贫困或中产学生的学费。但这些学校往往不是“无视财富”。捐款与录取，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的一种潜规则。并不仅仅是大学会在富豪捐款后投桃报李，具有野心的大学，往往也会主动录取富豪的子女，并不停地讨好富豪，从而希望能够获得丰厚的捐款。

　　1993年杜克大学主动录取了罗伯特·贝斯的大儿子克里斯托弗。1996年罗伯特向杜克大学捐款一千万美元。

　　不仅仅是知名私立大学有这种考量。公立大学如弗吉尼亚大学同样注重捐款。曾经以平等为宗旨的贝茨学院（BatesCollege）在1980前后由于资金来源萎缩，也逐渐放弃了过去的信条，转而开始在富裕的市郊地区以及私立贵族中学寻找未来的学生。

　　根据金的调查，只要赞助两万美元，一个学生就能被一般的博雅学院（Liberal ArtsColleges）优先录取。比较出色的大学，这个数目就达到了五万美元，而且学生家长[微博]需要许诺未来会投入更多的捐款。排名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十万美元是必须的。而到了前十名，二十五万美元只是及格线，父母往往要投入上百万美元来为子女铺平道路。赤裸裸地向学校提议以捐款来换取子女的录取，在美国上流社会看来，实在是粗鲁不文。这些见不得光的口舌功夫，都是由私立预科学校（PrepSchool）的毕业咨询人员、亲朋好友或是受雇的大学入学咨询师来完成。

　　而这些活动，则包裹在层层谎言之中，成为了不可明言的潜规则。

谎言

　　长久以来，美国大学体系都以精英教育著称。大学都宣称主要根据学生的水平，而不是其他要素，来进行录取。然而事实上，美国大学体系之中极少有谁真的是这么做的。那么，美国大学又是如何避免大众反感的呢？

　　主要的策略是包装。美国大学一般把校友子女称之为“传承”（Lega-cy）。美国大学一般会说，他们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候选学生之中，会选择有“传承”的那一个。他们说，这是为了校友的情分和褒奖这个家族对学校的“忠诚”。

　　事实真相是，美国大学的校友群体是一个学校获得捐款的主要来源。而捐了款，校友自然期待学校的回报。很多捐了巨款的校友，即便其子女的水平明显低于很多被淘汰的申请者，却还是脱颖而出。哈佛大学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但是“大学资源委员会”（哈佛大学主要捐款者组成的筹款组织）成员子女的录取率却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社会活动同样是大学招生的一个关注点。而这恰恰是贫困学生的短处。富裕家庭子女可以自费飞到肯尼亚去从事志愿活动，可以到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游历，而贫困或中产子女却往往要用课外时间打工赚取零花钱或生活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学校一方面要照顾权贵子弟，一方面还要服从法律，招收黑人、西班牙裔子弟。其结果就是挤压其他人群的招收规模。这时受损最为严重的，莫过于亚裔。亚裔要进入美国顶尖大学，必须拥有比别人高得多的分数、强得多的特长。而美国大学对此的辩护是：“亚裔都是考试机器”、“亚裔缺乏创新力”，这大概是美国最公开、最“政治正确”的种族歧视了。

录取信

　　一封薄薄的录取信中包含着大学太多的利益与太多的野心。大学所关心的，甚至仅仅是金钱。一些大学还专门优先录取名人子女，换取名人在校内举办活动，与师生、家长互动。这能吸引更多的“潜在捐款者”，也能提高大学的名望。大学还优先录取教职员工的子女，从而提高大学的知名度。

　　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美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宣扬的精英教育理念。从哈佛、杜克、布朗以及圣母大学来看，似乎没有钱大学就发展不好，似乎要有钱就要有交易。而大学能用来进行交易的，当然是录取信。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丑闻，而只是无奈的现实？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丹尼尔·金在《华尔街日报》上登载的一系列披露美国高校招生丑闻的文章，在某些人群之中，非但不是一份对教育不公的调查报告，反而是走后门的指南。金提到，在文章发表后，曾有一位高科技企业的老板找到他，希望金能帮助他们成绩平平的女儿。他们希望知道究竟多少钱才能买到一张进入常春藤盟校的门票。

　　如果仅仅阅读前半本书，读者可能会倾向于把书名翻译为《录取的价格》。但是最后几个章节才是整本书最具力量的部分。因为金证明了，大学的权钱交易并不是必要的。他想要讲述的，不单是录取的价格，更是美国现存大学招生体制所带来的代价，以及为什么这些代价都是不必要的。

　　加州理工学院，一直秉承绝对的精英主义教育，没有人可以因为父母捐了钱而被优先考虑。这所学校的入学申请表之中，虽然要求填写申请者父母的母校，但是在录取时有“传承”的申请者的录取标准却要高于一般申请者。也就是说，“传承”和“发展事项”在加州理工学院是被完全无视的。这使得加州理工新生之中的校友子弟往往不到百分之十，大大低于其他顶尖大学。不为任何财富折腰，使得加州理工的学生素质在顶尖名校之中高居榜首。

　　远在肯塔基的拜利亚学院（BereaCol-lege）与加州理工持有共同的理念。这所学校甚至比加州理工更激进：除教职员工子女外，它拒绝任何家庭收入过高（2006年时上限为五万一千美元）的学生入学。这使得该校学生家庭收入平均仅为二万七千美元（低于美国平均家庭收入）。拜利亚学院在美国博雅学院之中排名第七十六，本科教育水平排名第十一。它曾经培养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翰·F。芬恩（John F. Fenn）。

　　位于纽约的库珀联盟是一所顶级艺术学院，曾有学生被库珀联盟因为资质不够而拒绝，却被耶鲁录取。他们也有着类似的做法。前招生主任理查德·伯利（RichardBory）说他会确保每个录取的学生都是最好的，而每个被拒绝的学生都有正当的拒绝理由。他说他当了十八年的招生主任，只有三四次有人打电话来问为什么自己的子女没有被录取。很多纽约名门子弟都被拒绝了，而他们自己很清楚是为什么。

　　在资金方面，这些学校把筹款活动回归到了本质———支持教育的慈善活动，他们拒绝那种“录取信采购大会”式的筹款活动。有人说典型常春藤盟校的筹款和加州理工的筹款具有本质差异。常春藤盟校在向某公司筹款时会问“这个公司里谁是校友”，然后与该校友联系。他们会对校友说：“您在本校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您难道不想让其他某个人也享受类似的时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