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克兰危机与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的问题上，中国的态度含糊其辞，但这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

一方面，中国历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这种信念源于其在一个半世纪里对“内忧必然招致外患”的切肤体验。中国很难为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内政一事进行辩护，但其同样反对国际制裁这种形式的干涉。因此，中国在原则上是反对国际制裁的——只有极个别的棘手情况除外，比如伊朗和朝鲜问题。

另一方面，正如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关系，中国宣称对台湾以及南海和东海的多处岛屿拥有主权，希望能控制这些地方并最终使其合法化。中国一直在不断部署准军事化的海监船，增加在这些地区作业的中国渔船。通过这些举动，中国希望在争议地区造成“生米煮成熟饭”的局面，从而增强自身在领土要求上的话语权，并将其他有领土要求的国家排挤出去。因此，对于普京为坚决维护控制权所采取的大胆举动，中国领导人一定暗自钦佩不已，这是情理之中的。

但是普京在处理克里米亚问题时墨守成规，即就克里米亚的未来举行全民公决，这种做法令中国深恶痛绝。众所周知，中国境内存在多个自治区，若在这些地区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投票，其结果可能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持续统治，西藏和新疆尤其如此。此外，民意调查结果清楚表明，若就台湾前途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大多数台湾人都会反对与大陆统一。

因此，最终，中国只能发表含糊其辞、徒劳无益的声明。在就联合国安理会关于谴责克里米亚公投的决议进行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俄罗斯行使否决权）。中国谴责一切暴力行为，呼吁维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敦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以缓解乌克兰面临的经济困难。中国的这一政策不偏不倚，既没有站在俄罗斯一边，也没有站在西方国家一边。

然而，中国很可能会从其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中获益。

首先，俄罗斯现在处境孤立，中国一方面拒绝加入孤立阵营，另一方面又为普京提供了外交斡旋空间，这对中国不无裨益。即便在参与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正式表态，从其以往的执行情况也不难看出，中国在惩罚俄罗斯的问题上肯定会迟疑不决。

这将有可能增强中俄两国间的经济与外交吸引力。中俄两国都很清楚，乌克兰危机的种子早在西方试图拉拢乌克兰并使其脱离俄罗斯势力范围之时便已埋下，这种认知增强了两国间的凝聚力。在叙利亚冲突和伊朗发展核武器问题上，中俄两国立场更为接近，与西方差异较大；两国可能会发现，它们走得越近，就越能使事态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何乐而不为？

其次，中国一直都对奥巴马政府奉行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感到恼火。美国政府对该政策的论调前后矛盾，致使中国各界人士对其多有怀疑。眼见美国在远离亚太的危机中越陷越深，中国自然有如释重负之感。这反过来可能会使中国觉得，它可以对那些依仗美国支持的不懂安分守己的邻国更加不留情面。

最后，尽管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中国和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的俄罗斯彼此都本能地存在戒心，但是与以往相比，眼下，两国之间更有可能弥合彼此在以下敏感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俄罗斯向中国出售高科技武器，以及中国要求以低于俄罗斯此前提出的价格向其购买天然气和石油。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幸灾乐祸”，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尽管中国表达了同情之意，但其很可能感觉乌克兰的不幸恰恰有利于自己。

鲍克斯应利用其在国会的工作经验促进中国与国会开展更有建设性的互动，他会为中美关系留下永久的财富。

文章指出，乌克兰事件的发生对欧盟自决、规则和和平解决冲突的核心政治价值提出了挑战。面对此次事件，欧盟更像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在前乌克兰总统下台和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半岛后，欧盟稳定局势的行动变得有始无终。同时，在3月3日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外交紧急会议仅达成了谴责俄罗斯的声明。欧洲国家首领很有可能在一周后商讨后续举措，然而很少人认为欧盟将会在此次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作者援引《华尔街日报》的总结指出：衰落的欧盟无力在乌克兰问题上对抗俄罗斯。

实际上，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窘境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的薄弱。欧盟在经济上的成功让一些人忘记它是非国家体，和美国这类国家实体相比，其外交政策缺少连贯性。文章认为，欧盟的外交能力仅仅局限于解决实时危机。在可预测的未来，它仍需要继续制定政治日程以及增加成员国的认同感。

现在，欧盟通过非常特殊的外交政策来解决危机。这项政策建立在两个元素上：第一，强调“人文安全”（human security）。核心内容是通过经济协定和政治鼓励维护欧洲的稳定，同时也包括减缓气候变化、解决金融危机、应对来自全球化的压力、人权和网络安全。第二，欧盟的外交政策与相关政治机构（如北约和联合国）和成员国的政策缺乏统一性。

文章认为，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会继续保持消极表现，即仅仅对乌克兰新政府提供经济支持、贸易和投资支持，使乌克兰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然而，从长期来看，尽管欧盟强调的人类安全、国际法和成员国特权不能将克里米亚从普京手里夺回，但它对乌克兰的政治演化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文章指出，亚洲国家的军备购置和军事平台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美国对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问题的担忧。随着南海、东海争端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许多东亚国家在追求军事平台和武器方面展开竞争，以应对日益增长的中国霸权和保持本国在国防采购竞争中的地位。

作者指出，中国已经发展了令人可畏的近距离对抗美国的能力。中国和周边国家都在反介入／区域阻止能力（Anti-access/Area-denial, A2/ AD）上投下重金。中国发展反介入／区域阻止能力刺激了美国发展联合作战介入概念和联合海空战争概念（th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and the Air-Sea Battle concept），也激励美国在亚太地区引入了新一层的军事竞争和反应机制。同样地，其他国家也发展更广泛的反介入／区域阻止能力，以更有针对性的应对海上问题。因此该地区有多元的复杂机制，尚不能明确是否已经形成安全困境。

一方面，两大问题——中国是否会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和日本是否会彻底修改宪法——将决定亚太地区是否会出现安全困境。同时，中国的南海问题，即使不会引发安全困境，也将是关系到中国与南海国家和平相处的难题。

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增加反介入／区域阻止能力并一定是安全困境的典型标识。这些能力本质上是防卫性的，所以威胁对手领土或导致安全困境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即便不存在安全困境问题，很多东亚国家也会怀疑自己的国防采购不够充足，从而增加军备购买。

总之，尽管现在情况显示中美还没有开始军备竞赛，两国的双边比拼也因美国的亚洲政策而升级。

作为世界上第四大国家、第三大民主国家和世界上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国家，印度尼西亚2014年的总统选举有着重要意义。在总统苏西洛十年的稳定统治后，这次政治转型不仅将影响到印度尼西亚的未来，还会影响到东南亚地区整体的安全和发展状况。文章指出，转型背后的两大主导因素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外交政策。同时，印度尼西亚也面临着一些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例如民主和人权运动在东南亚的扩散。

所以印度尼西亚的下一任总统必须精心选择未来十年的优先发展项。除了经济发展，新总统还应聚焦于三大地区战略，即增加安全合作和与战略伙伴加强国防外交、提高人权和改善东南亚国家联盟最重要的机构——秘书处。

增加安全合作和与战略伙伴加强国防外交?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受到的最大挑战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军事崛起与非传统安全，如恐怖主义和海盗的威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印尼新总统必须将提高国家安全能力放到重要位置，具体需要与战略同盟加强合作、整改军队和加强国防外交。

首先，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与印度和美国的合作非常值得考虑。印尼应该与它们在培训、购买武器、提高雷达和空中防卫能力、联合军事演习和军事医学等方面加强合作。

其次，新总统应该在军事改革方面聚焦于以下三个关键目标：一，从内部防御转向针对外部威胁的防御；二，保证不同分支的武器系统相互协调与加强；三，使印尼的军事系统和装备与有安全关系的国家可互操作。

第三，印尼的军事合作应该与强健的国防外交相配合。国防外交对于非传统安全也很重要，因为非传统外交的长期效果往往依赖于与他国的合作。文章认为，印尼应该多接触民主国家，诸如澳大利亚、日本、印度、韩国和美国。

改善人权?自1998年苏哈托下台，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形象一直离不开人权问题。而作者认为印尼改善人权的最好途径是通过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SEAN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以增加与国际人权机构的协作。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所有东南亚联盟国已经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人权记录的周期性报告。而这些报告的影印版也应该提交到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以便跟进联合国进程和提出自己的意见。

当然，为了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具有说服力，印尼需要保证本国拥有良好的人权记录。新总统应该坚持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做出行动，并且确保委员会的财政预算不被随意削减。

最重要的是，印尼国家人权委员会应该在宗教团结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印尼需要保证法律与保护宗教自由、禁止宗教歧视的条令相一致。同时，印尼必须尽力成为此方面的领导，加强在人权问题上的领导位置。

改善东南亚国家联盟最重要的机构——秘书处?文章指出，为了吸引优秀员工，印尼新总统应该坚持员工工资由市场导向和增加员工职业发展机会，同时也应保证人员的筛选注重批判性思维。另外，通信技术费用和员工旅费也应该提高，以增加与会员国的沟通，保证对重要协议的实时监测。

秘书处秘书长和其他重要位置应该采用竞争上岗模式。现在的协议规定会员国轮流提名大会秘书长。作者认为这不能为机构选出好的候选人。而四位副秘书长，两位由提名选出，两位竞争选拔。每位副秘书长都肩负了重大责任，所以这四个职位都应该由选举选出，以保证东联的良好运行。

《亚洲政策》的1月特刊中，有10篇文章围绕“在亚洲中心寻求安全：2014年以后的阿富汗”话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而这些文章包含了来自九个地区和国家专家的观点，考量了阿富汗邻国及其他区域强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战略利益。文章指出，这些利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安全利益的考量，尤其是如何避免塔利班复辟。以美国为代表，各国担心阿富汗会又一次将难民送到“基地组织”。这项担忧成为了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考虑，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在2001年的行动。俄罗斯领导人也将安全问题置于对阿政策的首位。除此之外，阿富汗的中亚邻国也可能受阿富汗安全局势的影响，正如马克（Mark Katz）指出，中亚的前线国家（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存在凯瑟琳（Kathleen Collins）所提出的“即将到来的阿富汗溢出”问题，如冲突、难民、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毒品走私。另外，中国也对伊斯兰主义忧心忡忡——北京政府认为这是导致新疆宗教冲突和民族紧张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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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维护各国经济利益和保护在阿富汗的主要能源、自然资源和交通项目投资。这些利益牵涉到北京、东京、新德里和德黑兰的政策决定者。比如，赵华胜描述了中国如何保护在阿富汗日益增加的投资，而田邦子（Kuniko Ashizawa）也指出日本有相似的考虑，即希望保护其在阿富汗的经济利益。

第三类是维护国家战略声誉的需要。克莉丝汀（C. Christine Fair）认为，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言，阿富汗也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是两国竞相争夺竞争之地。古德森（Larry Goodson）从巴基斯坦西北地区与阿富汗复杂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谈到了巴基斯坦渴望通过阿富汗与中国和中亚发展能源、贸易和交通联系，并同印度建立“战略深度”。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阿联酋在这其中也有重要利益。克里斯蒂安（Kristian Coates Ulrichsen）指出，阿联酋除了有支持塔利班的传统，还希望通过对阿富汗的影响力来限制伊朗。卡茨和古德森（Katz and Goodson）则认为可以将各国在阿富汗的角力看做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中国和美国为影响力开展的竞争。所以综合以上因素，在未来一段时间中，阿富汗仍将是各国战略竞争的焦点。

文章探讨了美国应如何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两大亚洲国家发展战略关系的关键议题。

作者认为，由于全球中心逐渐向亚洲转移，加强与该地区最大的民主国家的伙伴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安全、外交和经济上的利益日益聚合。这三个印度太平洋国家都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同时都有保持地区自由发展和稳定秩序的共同需要。

印度和印尼有着强烈的不结盟传统，不太可能将政策明显转向美国，哪怕华盛顿愿意付出高额代价。但作者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无法与这两个民主国家合作。在一些方面，比如教育交流、私有部门参与、健康、卫生和环境等，美国与印度和印尼都有潜在的合作点。?

首先，美国在与印度和印尼在经济方面有合作潜力。对印度，美国应该建立具有雄心的“美印经济合作框架”。对于印度尼西亚，美国应该通过航空、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加深经济关系。其次，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应该尊重G-20贸易和投资协定。再次，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交流是加深美国与摇摆国家伙伴关系的关键。美国应该增加与印度和印尼的教育交流来提高相互理解，加强两国应对复杂挑战的能力。

随着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2014年进行选举，没人能预测政治变动会如何影响这两国与美国伙伴关系。就如方坦（Fontaine）和克里曼（Kliman）所说，摇摆国家——比如印度和印尼——会在未来全球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有机会直接或间接从与这两个亚洲巨兽的伙伴关系中获益和分配资源。信任会建立，合作会养成，与两个摇摆国家的伙伴关系会加深。美国与印度、印尼会一起应对这些世界上最大的挑战。

缅甸于2011年成立了新的联盟议会。联盟议会比预期要更具有活力和影响力。通过制定新的法律和修改过时法律，上下两院都在促进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都对行政权力起到了真正的制约作用。然而，一些议会正在进行中的法案使人们感到担心：议会和执行机构也许没有准备好放弃其对媒体和公民组织的独裁控制。同时，军事集团在议会中依然占有25%席位，其对议会的影响也遭到人们的质疑。

文章指出，严重的个人和机构能力的制约、不清晰的程序都阻碍了有效的立法。几部具有争议的法律正在酝酿之中。缅甸也正在研究和出台针对社会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注册和运营的框架法案。最初的草案被当地组织和国际专家批评为限制过多，与国际实践范例相差甚远。最新的版本减少了很多限制，并且解决了关于公民社会的大部分担忧。

其次，2011年颁布的关于和平集会的法案广受批评，原因是这项法律规定了未经批准进行游行示威的人将被处以刑事处罚。大量积极分子被起诉，数十名被刑拘。这引起了人们对缅甸新自由的质疑。资深的立法人员认为此项举动与总统“去政治化”的保证相违背。对这些有问题的条款进行修改的草案正在被起草。

同时，有关新的媒体法案取代旧的严苛法案的讨论正在进行。而一些有问题的条例仍被法案执行，包括发放和撤销出版许可证的权力。立法机构向包括新闻理事会在内的媒体代表征求过意见，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关切会以何种程度纳入考虑尚未清楚。在大部分记者还未很好地理解道德标准下的媒体自由，对于这点政府已经表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安。

从更广程度来看，现在的议会是缅甸50年来第一个独立议会，其受到的制约来自立法者本身经验的缺乏以及机制缺陷——立法者对民主实践几乎毫无经验，也鲜有来自机构的支持。没有办公室或办公人员的帮助，也没有政策和研究机构的帮助，同时委员会内部也缺少可以对立法事项进行研究和分析的专家，因此要进行有效而有力的立法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这种情况，目前议会所取得的进展已经成果斐然。然而，随着国家转型进程向前推进，要达到公众对议会的期望值，就需要对议会进行更多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