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專家曹文凱(Victor J. Dzau),將在今年7月接掌美國國家醫學院(Institute of Medicine),成為美國國家級學院第一位華裔院長。
曹文凱專長為心血管和分子醫學研究,也是轉譯醫學研究的先驅,獲獎無數;他率先研發出以DNA誘導分子來阻止基因轉錄,發展出以基因治療法對抗血管疾病。目前全球在治療高血壓和充血性心臟衰竭等疾病所廣泛使用的血管擴張抑制劑,即是以他的研究為基礎。
曹文凱不僅在醫學研究上有傑出貢獻,更先後在史丹福、哈佛、杜克等著名大學醫學院扮演重要領導角色,哈佛醫學院還設有以他為名的教學講座。
身為第一代移民,曹文凱對自己的華裔背景十分肯定,認為這不但不是華人在主流成功的障礙,反而是助益。因為移民比美國人多了一種文化薰陶,可以把他們成長背景中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他日前於現在任職的杜克大學接受專訪,暢談他對醫學研究的熱情,及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
問:您目前的研究重點及方向是什麼?
答:心臟病發作後,會產生一種疤痕組織,削弱心臟充血的能力,出現心臟衰竭現象。我們的研究重點是利用微RNA分子觸發心臟組織再生,將疤痕組織轉化為心臟肌肉細胞,減少幹細胞移植的需要。這個研究發現不但改善心臟醫療,也能應用在腦、腎臟,和其他器官組織上,是組織再生的新方法。
問:您即將接掌美國國家醫學院(IOM,Institute of Medicine),它的最重要工作是什麼?
答:它是個獨立於政府體系以外的非營利機構,由美國國家科學院所創,負責深度研究和分析醫療課題,提供美國政府、醫學界,和一般大眾有關醫療執行和品質、肥胖症、疫苗安全性、營養、癌症預防和治療、軍隊和榮民保健等方面的諮詢。
問:您7月上任院長後,有什麼計畫?
答:現在回答這個問題還太早。我想我會先去認識這個機構,和組織裡的成員談談,確認研究課題和方向,看看我能在哪些方面幫助他們,所以會在開始任何行動之前,先了解狀況,想想我能為這個國家做什麼。
問:您是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也稱轉化醫學)的先驅。什麼是轉譯醫學?
答:簡單的說,就是將基礎的生物醫學研究,應用到臨床治療。「轉譯」就是將實驗室裡的發現轉化成診斷方法、工具、藥物,結合科學研究和臨床應用,直接改善病人的健康,也有助疾病預防。我的醫學研究生涯大部分都在這個領域。
問:您認為您在醫學生涯上最傑出的成就是什麼?
答:我堅信「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句話。身為外國學生和移民,我很幸運地遇見了幾個給我很多支持和幫助的師長,也在職場生涯上獲得許多發展機會。我對這些深懷感恩,因此盡量協助指導一些有潛力的人,使他們更能發揮能力,建立他們自己的事業。我希望他們能繼續成長,有一天也成為別人的幫助,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問:您在醫學研究上的成就卓越,更進一步躍 居管理階層。您如何在醫學研究和管理兩者,保持平衡?比較喜歡研究還是管理?
答:兩者都喜歡,因為研究和管理提供我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醫學。研究充滿創意,在發現問題、摸索方法、尋找並得到答案的過程中,心理上很受鼓舞。行政工作幫助我走出學院的城牆,看到醫療全景,所作的正確決定直接影響病人的保健治療,也很重要。無論是研究或管理,只要是對病人有益的事,都是我們的目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工作的原因。
問:IOM的聘任宣告中,極力推崇您對全球性保健策略和執行的貢獻,您的求學及任職,廣跨歐美各重要醫學機構(哈佛、史丹福)。您也創立了新加坡大學與杜克大學的聯合醫學院,華人背景是否對您的事業方向與眼光有所影響?如何影響?
答:我首先要強調,以上這些所謂的成就都不是我一個人的,那是整個團隊的努力。我很感謝我的華人背景對我的影響。華人父母都教導孩子要謙虛,別人一稱讚就說「沒什麼」。的確沒有一個計畫或行動的成功能單靠一個人成就,所以不自以為了不起,將成功與別人分享很重要。華人勤奮努力的個性也讓我受益不少。不看重眼前立即的滿足,願意腳踏實地步步耕耘,犧牲一時的享樂,著眼日後的收穫,路才走得長久。此外,父母所給我的價值觀和人生哲學,也讓我常常思考我為什麼做?要怎麼做?
問:您來自香港,現在也是台北中研究的院士,亞洲醫學如今被看好,現在甚至有歐美學子到亞洲去學醫。您怎麼看兩岸三地的醫學研究、醫學院及醫療機構?
答:西方的醫藥建立在科學證據,要求效果要能驗證分析得出來。一顆藥裡通常是單一成分,吃了有沒有效,馬上知曉。中醫對西方醫學界來說仍是個謎,因為難以分析。一包藥裡混了多種藥材,到底是哪個成分發揮了什麼功效,不同藥材之間是什麼交互作用,很難確知。不可否認,中醫和中藥有其治療的威力,也許以後IOM能夠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但現在說還太早。
問:能否談談與兩岸學術機構的 往來互動 情況?
答:我在2012年北京大學醫學院100周年典禮上致詞,跟他們有聯合研究教育計畫。在上海,和交通大學有研究合作。我曾在他們醫學院60周年致詞。我的家庭和這個學校有點關聯。我父親畢業自聖約翰大學,這所大學的醫學系後來成為上海第二醫學院,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前身。我也和復旦大學及浦東醫院有研究、全球健康、新陳代謝和肥胖病學手術的合作。
另外,我們提供崑山的醫生在杜克醫院從事臨床觀察。杜克大學和武漢大學一起創立的杜克崑山大學,杜克醫學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台灣方面,我在2000年被選為中研院院士。杜克的內科教授黃達夫目前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董事長和院長,他們和杜克也有好幾個合作計畫。杜克醫學院每年都提供來自陽明大學的學生在此研究受訓。
問:本報「傑出華人系列」也曾專訪過錢煦。在美國醫學界,一般華人最熟悉的可能是何大一在愛滋病研究上的成就。您可以舉出幾個在醫界有特別傑出貢獻的華裔嗎?有無可能整合這樣一個傑出醫界華人群體?可以如何做?您在IOM上任後,能對此有所推動嗎?
答:我和何大一和錢煦都認識。美國已經有一些華裔醫生協會和中醫協會,各個醫學院裡也都有華裔學生團體。這些群體整合起來,相信對美國醫學會有貢獻。不過我得上任後,與別人討論研究,才能有進一步的計畫。
問:能不能談談您的家庭?您的家人中,也有人學醫嗎?
答:我在上海出生,小時候隨父母移居香港。讀完高中後,全家移民加拿大,現在姊姊和妹妹都還住在加拿大。我的母親在30或40年代竭力說服了外公讓她讀大學,這在那時的女孩子中非常少見,我很佩服她的決心和遠見。她後來在高中教數學。我的父親大學時主修化學,畢業後在崑山從商。到香港後,在一家公司任職經理。他們為了家庭,放棄已建立的事業、深知的朋友、熟悉的環境,兩度遷徙,第二次甚至到文化語言完全不同的國家。我很尊敬他們願意接受挑戰,毅然離鄉背井的勇氣,成為我面對難關時的力量。我有個女兒也是醫生,我很以她為榮。
問:身為第一代華裔移民,您的成長過程對人生有什麼影響?
答:我18歲到加拿大,很擔心別人會不會接受我。那時什麼也不懂,不知道怎麼搭公車,又怕迷路,到哪兒都走路。因為家境不充裕,錢都省著用。那時教室和宿舍在山底,學校餐廳在山頭。許多同學下了課就走到校外去吃飯,可是我因為所繳的學費裡包含膳食,硬是三餐從山底辛苦的爬到山頭,為的是不要浪費錢。我認為華裔背景不但不是在主流成功的障礙,反而是助益。我們比美國人多了一種文化薰陶,把背景中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如我剛才所涵蓋的華人價值觀、道德觀、勤奮、謙虛等,同時積極主動融入新的文化,就會成功。美國是個重視人才、鼓勵實現夢想的國家,只要有能力,處處是機會。
曹文凱專長為心血管和分子醫學研究,也是轉譯醫學研究的先驅,獲獎無數;他率先研發出以DNA誘導分子來阻止基因轉錄,發展出以基因治療法對抗血管疾病。目前全球在治療高血壓和充血性心臟衰竭等疾病所廣泛使用的血管擴張抑制劑,即是以他的研究為基礎。
曹文凱不僅在醫學研究上有傑出貢獻,更先後在史丹福、哈佛、杜克等著名大學醫學院扮演重要領導角色,哈佛醫學院還設有以他為名的教學講座。
身為第一代移民,曹文凱對自己的華裔背景十分肯定,認為這不但不是華人在主流成功的障礙,反而是助益。因為移民比美國人多了一種文化薰陶,可以把他們成長背景中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他日前於現在任職的杜克大學接受專訪,暢談他對醫學研究的熱情,及一路以來的心路歷程。
問:您目前的研究重點及方向是什麼?
答:心臟病發作後,會產生一種疤痕組織,削弱心臟充血的能力,出現心臟衰竭現象。我們的研究重點是利用微RNA分子觸發心臟組織再生,將疤痕組織轉化為心臟肌肉細胞,減少幹細胞移植的需要。這個研究發現不但改善心臟醫療,也能應用在腦、腎臟,和其他器官組織上,是組織再生的新方法。
問:您即將接掌美國國家醫學院(IOM,Institute of Medicine),它的最重要工作是什麼?
答:它是個獨立於政府體系以外的非營利機構,由美國國家科學院所創,負責深度研究和分析醫療課題,提供美國政府、醫學界,和一般大眾有關醫療執行和品質、肥胖症、疫苗安全性、營養、癌症預防和治療、軍隊和榮民保健等方面的諮詢。
問:您7月上任院長後,有什麼計畫?
答:現在回答這個問題還太早。我想我會先去認識這個機構,和組織裡的成員談談,確認研究課題和方向,看看我能在哪些方面幫助他們,所以會在開始任何行動之前,先了解狀況,想想我能為這個國家做什麼。
問:您是轉譯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也稱轉化醫學)的先驅。什麼是轉譯醫學?
答:簡單的說,就是將基礎的生物醫學研究,應用到臨床治療。「轉譯」就是將實驗室裡的發現轉化成診斷方法、工具、藥物,結合科學研究和臨床應用,直接改善病人的健康,也有助疾病預防。我的醫學研究生涯大部分都在這個領域。
問:您認為您在醫學生涯上最傑出的成就是什麼?
答:我堅信「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句話。身為外國學生和移民,我很幸運地遇見了幾個給我很多支持和幫助的師長,也在職場生涯上獲得許多發展機會。我對這些深懷感恩,因此盡量協助指導一些有潛力的人,使他們更能發揮能力,建立他們自己的事業。我希望他們能繼續成長,有一天也成為別人的幫助,那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問:您在醫學研究上的成就卓越,更進一步躍 居管理階層。您如何在醫學研究和管理兩者,保持平衡?比較喜歡研究還是管理?
答:兩者都喜歡,因為研究和管理提供我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醫學。研究充滿創意,在發現問題、摸索方法、尋找並得到答案的過程中,心理上很受鼓舞。行政工作幫助我走出學院的城牆,看到醫療全景,所作的正確決定直接影響病人的保健治療,也很重要。無論是研究或管理,只要是對病人有益的事,都是我們的目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裡工作的原因。
問:IOM的聘任宣告中,極力推崇您對全球性保健策略和執行的貢獻,您的求學及任職,廣跨歐美各重要醫學機構(哈佛、史丹福)。您也創立了新加坡大學與杜克大學的聯合醫學院,華人背景是否對您的事業方向與眼光有所影響?如何影響?
答:我首先要強調,以上這些所謂的成就都不是我一個人的,那是整個團隊的努力。我很感謝我的華人背景對我的影響。華人父母都教導孩子要謙虛,別人一稱讚就說「沒什麼」。的確沒有一個計畫或行動的成功能單靠一個人成就,所以不自以為了不起,將成功與別人分享很重要。華人勤奮努力的個性也讓我受益不少。不看重眼前立即的滿足,願意腳踏實地步步耕耘,犧牲一時的享樂,著眼日後的收穫,路才走得長久。此外,父母所給我的價值觀和人生哲學,也讓我常常思考我為什麼做?要怎麼做?
問:您來自香港,現在也是台北中研究的院士,亞洲醫學如今被看好,現在甚至有歐美學子到亞洲去學醫。您怎麼看兩岸三地的醫學研究、醫學院及醫療機構?
答:西方的醫藥建立在科學證據,要求效果要能驗證分析得出來。一顆藥裡通常是單一成分,吃了有沒有效,馬上知曉。中醫對西方醫學界來說仍是個謎,因為難以分析。一包藥裡混了多種藥材,到底是哪個成分發揮了什麼功效,不同藥材之間是什麼交互作用,很難確知。不可否認,中醫和中藥有其治療的威力,也許以後IOM能夠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但現在說還太早。
問:能否談談與兩岸學術機構的 往來互動 情況?
答:我在2012年北京大學醫學院100周年典禮上致詞,跟他們有聯合研究教育計畫。在上海,和交通大學有研究合作。我曾在他們醫學院60周年致詞。我的家庭和這個學校有點關聯。我父親畢業自聖約翰大學,這所大學的醫學系後來成為上海第二醫學院,也就是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前身。我也和復旦大學及浦東醫院有研究、全球健康、新陳代謝和肥胖病學手術的合作。
另外,我們提供崑山的醫生在杜克醫院從事臨床觀察。杜克大學和武漢大學一起創立的杜克崑山大學,杜克醫學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台灣方面,我在2000年被選為中研院院士。杜克的內科教授黃達夫目前是和信治癌中心醫院的董事長和院長,他們和杜克也有好幾個合作計畫。杜克醫學院每年都提供來自陽明大學的學生在此研究受訓。
問:本報「傑出華人系列」也曾專訪過錢煦。在美國醫學界,一般華人最熟悉的可能是何大一在愛滋病研究上的成就。您可以舉出幾個在醫界有特別傑出貢獻的華裔嗎?有無可能整合這樣一個傑出醫界華人群體?可以如何做?您在IOM上任後,能對此有所推動嗎?
答:我和何大一和錢煦都認識。美國已經有一些華裔醫生協會和中醫協會,各個醫學院裡也都有華裔學生團體。這些群體整合起來,相信對美國醫學會有貢獻。不過我得上任後,與別人討論研究,才能有進一步的計畫。
問:能不能談談您的家庭?您的家人中,也有人學醫嗎?
答:我在上海出生,小時候隨父母移居香港。讀完高中後,全家移民加拿大,現在姊姊和妹妹都還住在加拿大。我的母親在30或40年代竭力說服了外公讓她讀大學,這在那時的女孩子中非常少見,我很佩服她的決心和遠見。她後來在高中教數學。我的父親大學時主修化學,畢業後在崑山從商。到香港後,在一家公司任職經理。他們為了家庭,放棄已建立的事業、深知的朋友、熟悉的環境,兩度遷徙,第二次甚至到文化語言完全不同的國家。我很尊敬他們願意接受挑戰,毅然離鄉背井的勇氣,成為我面對難關時的力量。我有個女兒也是醫生,我很以她為榮。
問:身為第一代華裔移民,您的成長過程對人生有什麼影響?
答:我18歲到加拿大,很擔心別人會不會接受我。那時什麼也不懂,不知道怎麼搭公車,又怕迷路,到哪兒都走路。因為家境不充裕,錢都省著用。那時教室和宿舍在山底,學校餐廳在山頭。許多同學下了課就走到校外去吃飯,可是我因為所繳的學費裡包含膳食,硬是三餐從山底辛苦的爬到山頭,為的是不要浪費錢。我認為華裔背景不但不是在主流成功的障礙,反而是助益。我們比美國人多了一種文化薰陶,把背景中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如我剛才所涵蓋的華人價值觀、道德觀、勤奮、謙虛等,同時積極主動融入新的文化,就會成功。美國是個重視人才、鼓勵實現夢想的國家,只要有能力,處處是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