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换届”会议落幕仅一年多，新一代领导层就迅速扭转了过去十年来最高层软弱涣散、领导力不足的格局，初步树立了政治威信。尤其是习近平从一个最高领导人的“名分拥有者”，在较短时间里，被尊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并在中国政治中烙下了个人的鲜明印记。

　　在中国转型发展过程矛盾和风险频现、中共面临前所未有执政危机的重要关头，如何突破困境，收拢民心，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稳定经济发展形势，持续改善民生，打造强有力的执政党，夯实继续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延续中共执政政治权威，有效转化为运作实际权力的能力，始终牢牢导控中国政局发展方向，是最高领导人的优先战略课题。为此，习近平主导烧了“四把火”。

第一把火：改革

　　习近平接棒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排除各种争议，协调各种利益，力促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全面改革内容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通过烧改革之火，中共是要回答在转型瓶颈期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在多年矛盾聚集、改革停顿导致人心浮动的情况下，呼应中国社会主流思潮的期盼，表明要进一步以改革的方式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意志。这份多年来所未见的纲领性的改革文件，初步慰藉了在新兴中产阶级、民营资本家、社会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和大部分公职人员心中久已泛滥的思变心理，鼓舞了一部分人，并使另一部分人从绝望转向观望，从而阻遏了改革派及其同情者的离心倾向，增强了新一代领导层的凝聚力。

第二把火：反腐

　　十八大前夕爆发的薄熙来案和它幕后的复杂背景，既对中共的权力交接和执政地位造成了威胁，又为习近平大张旗鼓地整治贪腐和权力洗牌，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契机。十八大后，围绕在周元根（编按：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的原名）身边的政商帝国逐渐浮出水面，在打大老虎的旗帜下，从四川系到中石油系、政法委系，大小老虎接踵倒台；2014年伊始，反腐矛头又开始悄悄转向“老老虎”所盘踞的特殊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重申严明党纪；以明确各级纪委和监察机构职能、建立巡视制度、上收纪委系统人事任免权等措施为途径，深化反腐败体系机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政党中心模式为显著特点的“党委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纪委负责制”。

　　新一轮反腐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底色，截至目前落马和仅限于“你懂的”范畴的大小“老虎”，多数都与十八大前夕政争主角的权力活动范围有关。毫无疑问，这一轮反腐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向普通民众展示反腐成果和决心，安抚其不满情绪，收拢渐失的民心，提高执政党的民意支持率，树立最高领导人铁腕反腐的清明形象；同时也清除政治利益集团的残余势力，消除新政权的隐患，并为元老政治敲响丧钟，以利于最高领导人全面掌控最高领导权。

第三把火：抢占意识形态阵地

　　最近，习近平在中欧学院的演讲中表明心迹。他说，中国设想并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政治制度，“结果都行不通”。虽然屡经失误乃至严重曲折，但中国最后选择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习近平显然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结了中国政治历史发展的任何其他可能性。可惜，他未能充分论证的是，通过暴力夺权而非公民选择，以一种政治形态取代另一种政治形态，并断言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政治形态成功，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据和正当性。

　　一年多来，从宪政主义之争，到宣讲“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三自信”等政治理念，到高校“七不讲”、网络“七条底线”等公共政策导向，到外交工作将争取外国政府尊重和不干涉中共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作为首要之务，再到《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整治网络大V、打击新公民运动、谨慎高调地纪念毛泽东等具体事件，都是以习近平的上述主张为基调的。

　　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强调，一方面是由于中共视其为保持自身长期执政地位、建构执政合法性正义话语体系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左一派在中国的影响力根深蒂固，而在其背后的政治势力亦是盘根错节。因此，笼络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抑制普世价值派的增长空间，并在潜在的反对派成长为现实的挑战力量之前，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成为新领导层的现实政治选择。

第四把火：外交

　　外交领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向毛泽东主义的某种回归，大国意识更加强烈，民族主义更加鲜明，维护政治稳定更加自觉，在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基本面的基础上，调适“韬光养晦”战略，在处理涉及中国政治和领土核心利益的对外关系时，趋于积极、主动和强硬。

　　中国对日本、菲律宾等国的强硬立场，让“爱国贼”扬眉吐气，它所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对日益面对合法性危机的中共来说，显而易见是习近平所热衷描述的“正能量”。

　　如果说，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层烧“四把火”，意在造“势”取“势”，彰显其已正式走上政治舞台开辟自己的道路，改善执政形象，树立执政权威，然对于一个政权的领导者来说，光有“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良性发展的“势”和坚韧强大的“力”有机结合起来，方能成事。因此，在“四把火”之外，着力改造权力运行体系，是习近平主导实施的另一项重要“改革”。

“一梁四柱”的新权力运行架构

　　他欲搭建的新权力运行架构，简言之就是“一梁四柱”。所谓“一梁”，是中共总书记再度成为领导核心，稳定和强化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体制；所谓“四柱”，分别为改造后的权力监督和反腐机构（即垂直领导的中纪委和监察系统）、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四根支柱组成的权力运行体系，事实上均由习近平担任最高负责人（中纪委在中央政治局和总书记的领导下，负责权力监督和反腐败具体事务的执行），它们分别承担了中国最高权力监督和腐败惩戒机关、新一轮改革顶层设计、政策制订和监督实施机关、国家内政国防安全政策制订、实施和监督机关以及中国意识形态指导机关的实际职能，几乎囊括了政治权力的所有关键方面。正因 如此，不仅习近平本人是中共自邓小平以来最有实际权力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新一届领导层也是最有实际政治权威的中央政权的“经理人”团队。

　　舆论曾关注，2014年“两会”是否会将在国家政府体系中，建立独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国家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上议程，以取得全国人大的合法性授权。结果显示，当局无意放弃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超然地位，将其置于可控和外部监督之下。因此，习领导下的若干小组或委员会，未来在行使权力时，除了主观上的自我限制和宽泛的民意敬畏外，将无顾忌和制约。

　　综合研判中共改革的方向或其所力图构造的国家发展模式，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政府导控的半自由市场经济、一极多元的文化体系、去政治化的人民社会、政治决定论的强力外交主义的混合物。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特征是，在国家政府权力架构中，党宪一体，执政党和它的最高领导人是宪法的制订者、代表者和监护者，政党处于国家权力核心，而总书记处于政党权力的核心，集精神领袖、权力操盘手和最高监督者多角色于一身，且不受国家法律和政治体制之约束。政府导控的半自由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国有控股为体，市场经济为用，政府导控为保障，在不危及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一极多元的文化体系，是因为多元化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改变不了根本规律的情况下，以政治的强制力维护和保障中共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去政治化的人民社会，人民固然是政治的术语之一，但人民社会却企图剥离政治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和意义，使人成为权力的被动驱使者，成为没有私心、责任感和公共意识的“稻草人”。政治决定论的强力外交主义，旨在为确保权力提供外交支持，凡属危害自身政治体制的外部危险，都是不惜举国家之力强力应对的对象。

　　“四把火”的延烧，“一梁四柱”权力架构的建构，促其达成了直接的政治目标：中共新领导层站稳脚跟，基本排除了困扰政局多时的元老政治的影响，有效掌握了权柄，习近平作为领导核心个性色彩愈益凸显，个人权威基本确立。不过，在党外和党内分权与制衡体制均显薄弱的情形下，党权和国权如何区分，党权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何监督和制约？历史上改革成功者寥寥可数，皆在于无法调和其内在矛盾性，中共新一轮改革如何克服自身的彷徨，顺着历史河流的合乎规律的流向，达成其使命？

　　“习近平号”中国帆船俨然已鼓满了风帆，向着未知之域驶去。然而，前方惊涛骇浪云集、险礁暗滩密布，它还能拥有从前的好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