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返亚洲”急剧地改变着亚洲国家间的关系。无论是中美两国关系,还是中美两国各自和亚洲各国的关系,都呈现出一种要陷入国际关系史上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趋势,即中美两国之间的恶性战略竞争。亚洲局势的恶化,使得很多人感觉到中美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将发生“大国政治悲剧”,即一场争霸战争。
这个悲剧注定不可避免吗?也不见得。美国“重返亚洲”,改变了一些和中国有主权利益纠纷的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值,使得这些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遽然恶化,或大或小的冲突似乎变得现实起来。不过,中国一旦和亚洲国家,尤其是那些和美国有结盟关系的亚洲国家发生战争,美国的卷入或者不卷入,都会成为美国的难题。不卷入,美国在亚洲甚至全球的信誉必然受到严重的损害,导致美国的加速衰落;卷入,美国就会冒着和另一个核大国发生战争的风险。于是乎,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就感到紧张,美国官员就会到中国去,希望中国不要对邻国动武;同时美国也不希望这些亚洲国家去主动挑衅中国。这显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态度的矛盾性质。一边是和其同盟的关系,一边是和一个它视为潜在竞争者甚至敌 人、但仍然需要合作的中国,在这两者之间,美国是很难中立的。
这表明美国的“平衡中国”战略本身需要被平衡。一旦美国“重返亚洲”战略使得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失衡,美国就会面临冲突和战争的风险。既然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是来平衡中国的,也只有中国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平衡”美国。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平衡”美国手段,既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防卫,也决定了中国能否继续维持亚洲和平。
本栏上周已经讨论过,中国“平衡”美国既可以是负面的和对抗性的,即类似于冷战期间前苏联和美国之间那种军事上的互相威慑,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和合作性的,即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在迫使美国对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弱化美国对中国可能的“围堵”战略。
在全球“再平衡”美国
就是说,要“平衡”美国,要求中国超越亚洲,走向全球。
美国“重返亚洲”强化了中美两国之间,及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但如果中国战略和政策得当,就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公开对抗和冲突。可以预见,中美两国会在亚洲进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对峙局面,因此也是相互磨合的时期,但公开的不对抗和不冲突是可以实现的。这是由几个重要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并没有像一些国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强烈的扩张野心。中国根本没有像二战前的德国、日本那样的扩张计划,更没有像前苏联帝国和美国那样的称霸全球的计划。中国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只是想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即使中国在这些核心利益问题上没有多少妥协的空间,中国仍然在尽量保持伸缩性。例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已经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岛屿主权纠纷区分开来,并且中国也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有关南中国海共同行为准则的讨论和谈判。再者,中国并没有任何计划把美国的力量挤出亚洲;相反,中国早已经意识到,美国力量在亚洲的存在,对亚洲其他国家和自己的积极作用面。在亚洲,中美两国之间互信的确立需要很长时间。
第二,美国本身力量的变化有效牵制着其“重返亚洲”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在欧洲“围堵”当时苏联的扩张,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各方面同时出击,平衡苏联,即经济上的马歇尔计划、政治上的民主政治和军事上的“北约”。但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那样强大了。到目前为止,美国“重返亚洲”说得多,做得少。鉴于其经济能力的限制,美国要求亚洲相关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一些亚洲国家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限的。只要中国不步前苏联后尘,演变成为亚洲的军事扩张主义,从而对亚洲国家构成直接的威胁,一些亚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很难形成冷战期间的“西方集团”,来对抗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中国。实际上,美国不了解中国,其“重返亚洲”战略是建立在其高度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上的。从长 远来看,“重返亚洲”是冷战后美国最重大的战略误判(需要另文论述)。|
第三,一些国家(主要是那些和中国具有主权纠纷的国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意识到和美国“站边”的成本。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和亚洲国家之间发展出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对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举足轻重。随着中国内部消费社会的建设,中国经济对亚洲国家的重要性还会继续增加。也就是说,在经济方面,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外交资源可以动员。如果中国学习美国和西方,动用其经济资源来应付有关国家,其所能产生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尽管有经济的全球化和互相依赖,但就中国来说,主权国家政府仍然可以主导着其对外经贸关系。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外经贸关系从来就具有战略性,中国在面对外在压力时,也不可避免赋予其对外经贸关系战略性质。
第四,无论中国还是其它相关国家的政府作怎样的努力,在很长时间里,无论是东海还是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下去。今天,世界各国,社会力量崛起,权力分散化,加上社会媒体等方法的出现,国家政权弱化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传统上代表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很难再以传统方式和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主权争议问题上达成协议。就是说,随着外交的民主化和大众化,主权争议很少能够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不过,主权问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和管理。而在中美关系中,中美两国本身无论对东海还是南中国海都没有直接的纠纷。很难想像美国会代理一些亚洲国家,为了这些国家和中国的主权争议而和中国开战?只要中国没有扩张野心,也就是没有把美国挤出亚洲的计划和行为,美国不会公然代理一个亚洲国 家而对抗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有能力来管控主权问题的纠纷的。
避免军事竞赛 持续经贸合作
在亚洲,要达到平衡美国的目标,中国要两个战略平衡进行。第一,中国必须避免和美国的军事竞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是必然的。没有人会相信,一个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不被他国欺负,更不用说是成为大国了。但同时,中国也必须竭力避免一场军事竞赛。军事是美国的最大优势,一旦走上和美国的军事竞赛,中国很可能就会步前苏联后尘,很容易走上一条失败的不归路。美国和中国的军事竞赛,有助于美国的私营部门经济复苏、技术革新、可持续发展,正如上个世纪二战的开始,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一样。但中国不一样。无论从中国的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来说,一旦走上军事竞赛,最后必然走上经济军事化的道路,就和当时的苏联一样。这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一旦 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必然导入国有部门。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008年之后的4万亿经济复苏计划造成的负面结果,很好说明了这一趋势。一旦军备竞赛开始,国有既得利益必然借国家利益和安全之名,把整个经济导向军事化。前苏联就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在军事上,中国能够维持在防守和威慑程度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中国需要根据既定的和平崛起路线,继续把重点放在经贸合作上。但中国必须改变从前只讲经济不讲战略,或者经济和战略不相配合的情况。尽管中国针对亚洲国家可能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实行战略性贸易,但对大多数亚洲国家,中国仍然要敞开经济大门。和亚洲国家的持续经济整合,是制约军事冲突和战争的有效手段。对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人民来说,重要的还是经济生活。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利益,能够软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也能防止他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简单而轻易的选择。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更进一步迫使美国也回到经济竞争的轨道上来,而不是一味地迫使中国和亚洲国家走上军事竞赛的轨道。经济竞争是良性的,而军事竞赛是零和游戏。
要建设性地“平衡”美国,中国也要在亚洲之外的其他地区开辟新的领域。这也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经济上“走出去”,速度很快。不过,中国战略上“走出去”没有跟上,导致两条腿不平衡。这一方面造成中国的海外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另一方面造成了外交资源的大浪费。同时,因为战略上缺失“走出去”,也使得国际社会很难相信中国有能力承担国际责任,美国更是指责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搭便车”。实际上,在承担国际责任的话语下,中国的战略“走出去”是有可能的。中国军舰到索马里海湾护航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刚开始时,也引出了国际社会的一阵怀疑,但很快就没有这种声音了。只要战略“走出去”是利己利人的,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高。
战略“走出去”符合中国国内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中国战略走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地区,中国就可以有效减轻在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美国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重返亚洲”,把战略重点转移到亚洲,美国在其它区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撤退,这就为其他大国提供了巨大的战略空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可以竞争这些新出现的战略空间。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的秩序重建上,扮演一个有效的角色,如果不是领导角色的话。维持其作为唯一的世界霸权,仍然是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从这些地区的后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真想放弃这些地区。中国战略进入这些地区,扮演有效角色,就是说中国和美国同样,和这个国际秩序变得相关了。中国和美国的互动就不再局限于亚太 地区,而是具有全球性质。这样,和美国的合作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平台。
并且,中国是有能力建立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区域秩序的。中国的“走出去”战略行为不可避免被西方指责,例如被视为是新殖民主义。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是中国的强势,因为中国做的和西方做的不一样。尽管中国要不断改善自己的国际经济行为,但并不用过于害怕西方的指责。只要中国的确是为了促进那里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且无意把自己的政治秩序加于这些社会,中国的外交模式最终会被那里的人民所接受。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会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存在的不可或缺性。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就有了和美国合作的资格和机会,也具有了迫使美国“合作”的能力。
简单地说,中国和美国全球范围内的接触政策,可以转化成为中国“平衡”美国的有效政策。全球性接触不仅可以避免把自己的后院(亚洲)演变成为战场,更可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有责任感又有能力履行责任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