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現實中，「海歸」官員一直是中國政壇不可忽視的群體。從20世紀初孫中山等民國時代的政治家，到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海歸官員在中國已幾經變遷。如今，像楊潔篪、周濟等改革開放後留學歐美的一批海歸官員，仍身居高位。

然而，「海歸」官員的數量卻有下降趨勢。前不久，一位中央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新一屆歐美同學會領導時說，「改革開放後，中國出國留學有300多萬人，回來100多萬，比率越來越多，怎麼到政府裡面的人越來越少？」

在中國愈發融入世界的趨勢下，「海歸」如何能回到體制內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們成為官員？

體制關卡

不熟國情 很難通過國考

為了解當下政壇海歸官員現狀，經梳理169位正省部級以上領導人的履歷。其中包括68位現任國家領導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書記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及101位正省部級官員——他們是國務院系統內各部委以及31個省份的黨政負責人。

統計顯示，169名官員中有留學經歷者為31人，占18%。其中在海外取得正式學位的有15人，占總數的9%。這15人中，有11位是國家領導人，包括10位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

鄧小平、江澤民 都曾留學

中央核心領導層的領導人中，有留學背景的極少。1949年後，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即毛劉周朱陳林鄧七大常委中，除毛澤東外，其餘六人均有在海外學習和工作的經歷；中央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曾經先後多年留學法國、蘇聯；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中，江澤民、李鵬、李嵐清等都曾留學蘇聯。

根據統計，省部級以上官員在海外學習時間達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總數的12%。除取得正式學位的15人外，另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張寶文、國務委員楊潔篪、全國政協副主席韓啟德、國務院副秘書長蕭捷、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博士後研究）等五人在海外學習時間在一年以上。

除山東省長郭樹清出國具體時間不詳以外，共有六位地方黨政負責人具有海外學習背景。他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山西省長李小鵬，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江西省長鹿心社。不過，他們的海外進修時間都在一年以下。

選派具有發展潛力的高級幹部出國進修，始自改革開放以後。最早幹部出國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題多以經濟領域為主，出國官員也大多是國有大型企業負責人或者主管經濟的官員。1990年代，14大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口號後，中組部組織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級幹部到香港學習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證券、房地產等知識，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當年還擔任過授課教師。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也曾培訓過大批中國高級官員。1998年，在時任中組部領導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級公務員培訓項目」啟動。按計畫，每年甘迺迪政府學院會接納20名中國政府高級官員來美接受培訓。其中四至六名官員參加一個學期的中長期培訓，其他成員則參加四周的短期培訓，全程英文授課。

此後，大量中國高級官員到甘迺迪政府學院進修，官方履歷顯示，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等，都曾經在哈佛大學接受培訓。

目前體制內的「海歸」官員主要分兩種：一類是在境內從政並取得一定成就後，被選派到海外留學或培訓；另一類是先出國留學，學業有成後歸國從政。

當下有海歸背景的官員趨向第一類。困擾海歸人員進入體制內的一個核心問題是體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須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

從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碩士畢業的小姚（化名）就有類似遭遇。小姚出國前曾經在計生系統實習過，從英國回中國後，她透過熟人介紹，進入國家衛生計生委下屬的一個基金會工作，「通過了考試，還順利地解決了北京市戶口」。

基金會只是事業單位，由於國家衛生計生委機關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調到國家衛生計生委一個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負責給國家領導人寫稿子。」小姚的工作內容還包括撰寫給國務院的請示報告，「其實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還屬於基金會的事業編制，若想轉入公務員體系，必須在原基金會熬到副處級以上。為了盡早解決編制問題，2013年底，小姚參加了一次國家公務員考試，「考得很差。」小姚說，像她這樣的海歸，習慣了做雅思考試那種直來直去的邏輯，「完全適應不了國情，很難通過考試」。

經濟關卡

砸錢留學 當公僕不划算

 

一些進入體制內的高層官員，多經由「特殊渠道」進入。2001年2月，中國政府委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擔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史美倫曾回憶說，當時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透過朋友向她傳達信息，想請她到中國證監會當副主席，全職，在北京工作。史美倫當時很驚奇，「也很感謝國家領導人的信任」。

2010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的處級幹部張翔（化名）也沒有經過考試。張翔在德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為一個偶然機會，認識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領導。

經過一段時間接觸後，領導很賞識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國，就回來進入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翔表示，他沒有參加國家公務員統一考試，是直接進去的，「他們啟用了綠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進的方式把我招進來，這樣職務安排上彈性也大。」「跟小孩一塊考試是我不能接受的。」張翔覺得，讓一個30好幾的人參加考公務員考試「很荒謬」。張翔有個朋友畢業於復旦大學，後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讀了碩士，回中國後參加了中央編譯局的公務員考試。張翔很不理解，「在德國花那麼多錢讀書，回來又從很低的行政職務幹起，沒什麼意思。」

外資企業 海歸就業首選

對於大多數學成歸國的「海歸」來說，外資企業毫無疑問是就業首選。根據「中國海歸發展報告」（2013年）顯示，薪酬、職業發展和福利是影響高端人才流動的三大因素。超過四分之一的海歸會選擇進入外企就業，其他就業單位依次為本土創業民營企業、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海歸創業民營企業。政府部門是最末選項。

對於進入「體制內」的海歸來說，薪酬顯然不是主要考慮因素。一位海歸在一家中國500強公司做到了副總裁，「因為特別擅長交通管理專業，他希望能參與北京交通部門的管理工作」。這位副總裁對王輝耀說，「我可以不拿工資，只幹一屆五年就退。」

國家人社部一位80後海歸，在中國最頂尖的協和醫科大學本碩連讀後，又到哈佛大學讀了博士。回中國後考取了人社部公務員。「她家裡條件不錯，進入體制內主要是希望穩定。」她的一位同事說，「對家裡條件一般的人來說，出國讀書花那麼多錢，回國當公務員不划算。」

國安關卡

多數崗位 黨員才能報考

從新加坡、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官員產生機制看，官員並非都從最底層開始做起。一些重要職位人選往往先由社會培養，當其成熟和優秀後再吸收到政府。

中國國家公務員的招考，對海歸沒有明顯限制，但也沒有格外照顧。小姚舉例說，「比如衛生計生委國際合作司歐美處要招一個公務員，不會寫留學經歷優先，只會要求英語專業畢業。」對像小姚這樣從英國名牌大學畢業的求職者來說，英語讀寫能力已經毫無問題，「但我專業是社會學，不是英語專業，所以不能去報這樣的崗位。」

大多數公務員崗位還要求報名者必須是中共黨員，這也讓大多數海歸望而卻步。一位中央統戰部的幹部說，統戰部幹部基本沒有海歸，「因為我們這裡全部是中共黨員」。

「我們黨政機關也有海歸，多數都是從高校領導崗位轉過來的。」江西省委組織部一位官員表示，「我們主要是鼓勵海歸進入高校或科研單位，怎麼會鼓勵海歸進機關呢？」這位組織部官員說，公務員考試方面，海歸人才並無受到優先考慮，大家一視同仁，「審查也沒有更嚴格，都是一樣的」。

涉國家安全 肯定不好進

這也是中國人民大學大三學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問題。李淼一直想出國讀書，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衝突問題。前幾天他向學校國關學院一位副院長請教，「學民族衝突問題回來能不能進入民委等機構工作？」副院長說，「不行，經濟或者商務部門還好，涉及國家安全的部門肯定不好進。」

經濟領域的確是海歸加入體制內的方向，這與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關。簡晶晶2005年從英國花旗銀行辭職，回中國加盟一家剛成立的金融監管機構。她說，金融領域不涉及意識形態問題，必須按市場標準去做事，「比如說我做一筆貸款的評估，要考慮風險、消費者權益保護等等，海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國借鑑。」

相比較在英國花旗銀行工作時的穩定，簡晶晶覺得在中國最直接的感受是——變化，「你要對英國人說變化，他會告訴你，我家門口的牌子變了個名字。哇塞，那是巨大的變化。」回中國進入金融監管部門，簡晶晶一個很大的考量因素是，「中國是一個正在發展的市場，你做的很多事情確實能推動市場的變化。這是在任何國家沒有辦法體驗和學習的。」

「海歸從政在海外可能是趨勢，但對於中國來說，取決於是走國際化道路還是走中國道路。」一位研究海歸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老師表示，「看我們學校就能看出來，商院、經濟學院的海歸老師多，外籍教師也多。但是，國際關係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還是大量招國內的博士。」既然海歸直接進入政府比較難，那可以放寬海歸進入到其他類機構的角色，「比如進入人大、政協，可以給政府提建議，發揮智力優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