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180师战士，童志安。 （ 翁洹/图）

　　民间已经行动，记下每一座墓碑上的名字，挖掘每个个体的故事，寻找魂牵梦萦的亲人。这是国家的责任。勿忘每个亡魂，勿忘战争的残酷。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志愿军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对照，有些还成为了“人民罪人”。

　　部分选择去台湾的战俘晚年也穷困潦倒，当初的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穷困老兵们甚至游行示威。

　　远走异邦的极少数成为了成功人物。程立人成了阿根廷总统的妹夫，成为当地最大的珠宝商，还有60万亩土地和两家上市公司。

　　那场战争里活下来的人都老了。当新闻里，437具中国志愿军士兵遗骸被韩国送回中国国内，一位儿子手捧父亲的遗像失声痛哭时，81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童志安说，那个人的父亲就是他埋的。

　　60年前，活着的人已经向死去的人告别。那是停战后三个月，首长让童志安去部队战斗过的地方扫墓，在一个个以数字为代号的战地山脚，有着一丛丛的坟墓，童志安给它们添上新土，脱帽鞠躬，向他们告别。

　　无法告别的恰恰是活着的人，一百余万中国士兵被打上了这场战争的烙印。战争结束了，但他们的故事仍未结束。

北行、南下、异邦

　　60年前，童志安21岁，他挖了六百个坑，埋葬他的战友。这些坑有一米二深，长度刚好放下一个人，死去的士兵被擦拭掉身上的血迹，用雪白的，但却被称为血衣的白布包裹，由童志安和他的担架班抬进墓坑，填上朝鲜半岛的泥土。

　　这是1953年的春夏之交，一场激烈的阵地攻防战，葬身炮火的人们如烧焦的木头，一个月后，战争结束了。21341名中国战俘面临一个选择——回大陆还是去台湾。

　　1951年，因饥饿而昏睡的陈文基，一觉醒来，就成了美军的俘虏。他被带往韩国巨济岛上的中国战俘营，在营内，他发现，战俘之间，正在上演着“国共内战”。

　　“亲共”还是“反共”，不同立场的战俘壁垒森严。“反共”的战俘，多为原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被收编，被俘后要求前往台湾。其他战俘绝大多数坚决要求回大陆。意识形态的冲突，让双方互相视对方为叛徒，战俘营成为战场，大规模的殴斗时有发生。

　　李正文就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中的一员。战俘们在被俘后建立了“回国小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战俘被秘密组织起来。1951年10月，当“反共”的战俘决定在“双十”升旗纪念，其他人则携带木棍，在前一天晚上对他们发动了袭击，试图夺取旗帜，殴斗中，双方互有死伤，随即被赶来的美军阻止。

　　这甚至让管理战俘营的美军感到困惑，他们没想到，在战俘营中，战斗还要以这样的方式继续。

　　争斗的焦点是争取更多的支持，双方都希望能将更多的战俘拉倒自己一边。

　　在“回国小组”开展斗争的同时，“反共”战俘发起了“刺字运动”，每一个被控制的战俘都得在身上刺下文身——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又或者“青天白日旗”。不愿意刺字的战俘，会在夜里被叫出战俘营进行“教育”，有的第二天被发现淹死在厕所里。

　　而“亲共”的战俘也会发起“打坏人”运动，其中经过一位领导人批准而处死的叛徒就有17人。

　　在这样的战斗中，谁也难以独善其身。大学生程立人有着“校长”的绰号，被俘后他当了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但“校长”的政治态度过于暧昧，难以得到两方的信任。殴打与羞辱让他只能在夹缝中生存。

　　在美军开办的学校里，曾经念过书的陈文基成了战俘们的临时老师，他用着“校长”编写的教材教战俘们识字，许多战俘都是文盲，他首先教他们的，是写自己的名字。

　　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停战半年后。

　　1954年1月20日，战俘开始遣返。坚定的回国者李正文向北而去，胸前被刺上“青天白日旗”的陈文基登上南下的汽车。而在两边都得不到信任的大学生程立人则选择留在原地，和其余11个人一道跟随“中立国”前往印度。

　　北行、南下还是前往异邦，都开启了这些士兵们不同的命运。

蒙冤26年

　　战争结束后，除少部分继续驻防外，140余万中国军人分批回国，各自回到驻地，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革命军人身份让他们成了当时“最可爱的人”，但与战俘们无关。

　　1954年，李正文从辽宁昌图寄给战友汪元昌一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

　　这一年，在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回到国内的7110名志愿军战俘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看待自己，坦白有没有投降叛敌的行为。在一轮轮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诉汪元昌，他有多高兴能回到祖国。

　　两年后，汪元昌在四川广元见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战俘都被取消军籍复员回家，无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重新回去当学生，也好谋个教职。

　　“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身负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说，离别的时候，他再三问李正文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后者迟疑了许久才告诉他，他想要一件衣服。汪元昌将随身携带的衬衣让他穿上。李正文个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却很满足，连声道谢。这让汪元昌突然觉得难过。

　　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1959年反右运动时，一位复员后在奶牛场工作的战俘向领导坦白了自己被俘的历史，领导大惊又大喜，在职工大会上，兴奋地宣布“奶牛场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则成了“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开除公职的战俘决定去北京上访，他挤上红卫兵串联的火车，要去天安门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狱。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怀疑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汪元昌再见到李正文时，“文革”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那时，汪元昌转业到地方，是财税局的官员，李正文是小学老师，同时还在地方剧团拉二胡。但无论学校还是剧团，都已经停业闹革命，他一个人生活，局促而潦倒。

　　直到1980年，随着“文革”结束，中央下发了对朝鲜战争被俘归来人员重新复查处理的74号文件。对战俘的不公待遇才得到纠正。

　　“现在，晚上天冷的时候，我还会想起他。”汪元昌觉得痛心，他的战友李正文没能熬到最后一刻。

“空头支票”

　　“你是自愿去台湾吗？”小时候，陈朝勋问他的父亲陈文基。“小娃儿别乱问。”父亲不愿意回答。

　　包括陈文基在内的来台战俘们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到台湾的那一天，被定为台湾的法定假日“自由日”。

　　当年，这些争夺来的大陆士兵被视作去台国民党的一次难得胜利，在台北“总统府”，赴台俘虏们按要求集体向“蒋总统”排队欢呼致敬。

　　来台两个月后，这一万多人集体加入国军，并写下决心书，“在领袖的领导之下，战斗！战斗！进军！进军！直捣北平城，打下莫斯科！”

　　台湾曾对这些战俘做过统计，其中文盲接近一半，真正受过合格教育的少之又少。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被编为普通士兵，驻防台湾各地。

　　1954年4月份，陈文基和他的学生们即将面临分别。被发配到各个驻地前，学生们纷纷给老师留下一张单人照片作为纪念。按照当时的习惯，照片上会写下通讯地址，以求进一步联络。这些来台的年轻人，却固执地写下四川、重庆、山东、黑龙江，写下某村某庄某人代收。

　　于是，很快，陈文基就和他的学生们在海岛上失散了消息。

　　1966年，陈文基娶了一个高山族姑娘为妻，一年后，考入陆军财务经理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会计。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台湾安然生活下去。1950年代，一位驻防金门的战俘准备游泳回大陆，终于游上岸后，却发现不过是回到了原地，而他则因体力透支晕倒被巡逻的士兵发现，被处以死刑，通报全台湾。

　　从小，陈朝勋对父亲的印象，是父亲不苟言笑，显得心事重重。他不爱谈来台湾以前的事情，家里人也不能多问。

　　只是有一次，青年人陈朝勋拿回来一包美国香烟，勾起了父亲的回忆。陈文基告诉儿子，在战俘营里，美国人每两天发一包香烟，就是这个牌子——“Lucky Strike”，中文名“幸运出击”，哪一方的士兵都有着相同的愿望。

　　更多的“反共义士”则过着更艰难的生活。由于台湾规定士兵不能结婚，许多的战俘直到四十余岁退伍时，还只是孤身一人。他们文化水平低，没有生存技能，不会讲闽南语，融入不了台湾社会。孤家寡人，成了许多战俘一辈子的伤痛。

　　在台北，台湾为这些老兵修建了白鸡山庄，又叫“荣民之家”，鼎盛时曾有超过3000名战俘住在里面。

　　1987年，台湾废除戒严令，两岸恢复三通。陈文基和家乡的兄长恢复了联络，他的父母早已过世。哥哥在重庆的乡下做着赤脚医生，他寄来了自己一家十几口人的全家福，陈文基将这张照片视若珍宝，放大后挂在饭厅里。

　　哥哥一家人站在老家的堂屋前，经过这么多年，堂屋还和陈文基17岁离家时一样，那是他对家乡的记忆。

　　回乡探亲成为许多战俘的愿望，1987年，2000名穷困的赴台老兵举行了游行示威，因为甚至筹措不起路费归家。最终，这些老兵们，用30年前发给的“战士授田证”换取了5万到15万不等的路费。当年，这些“授田证”曾经承诺，当光复大陆后，会让每人分到出谷2000斤大米的田地。但最终，这成了张 “空头支票”。

　　“父亲原本想退休后就回家乡，但一退休他就病了。”陈朝勋说，同样患病的还有父亲的哥哥，两位老人在见面前先后离世。

不一样的传奇

　　当程立人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里时，已经是三十年后。当年，在印度蹉跎了一年后，他去了南美。

　　1987年，他已经是阿根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宝商，名下有着60万亩土地，两家上市公司，还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的妹夫。

　　程立人远走异邦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当时战俘营里流传着他“主动投降”的说法，“他是一个战场上的投诚分子”。记得他的人现在依然这样说。这成为当时战俘营中任何一个阵营都排斥的人物，最后回大陆和台湾均不得，只得被安排去“中立国”，少数人意外取得了成功，例如程立人。

　　他成了一个传奇而神秘的人物，关于他的最近消息发生在2012年，家乡的官员、贵州省人大一位副主任访问阿根廷，费尽周折才能见到他，对于回来看看的邀请，八十多岁的程立人只是表示，如有机会他会考虑。

　　被时代隔绝于各地的士兵们，在老了之后重新碰到了一起，而这个时代以及他们的人生，与当年相比，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贵州，在国外经商的战俘想资助在当地务农的战友，战友却怎么也不肯接受。地方领导仔细询问理由后，他们讲了原因，一是觉得对方的钱赚得也不容易，二是对方给的美元，他们不知道怎么用。

　　在成都，战俘钟骏骅遇见了台湾来的作家廖汀，后者也是当年的志愿军战俘。退休后，钟骏骅喜欢和当地的一帮画友诗文唱和，每次来成都，廖汀都要让钟骏骅帮他挑选画作，带回台湾出售。

　　这样的生意往来并没有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当年在战俘营的裂痕依然横亘，钟骏骅说自己和他做生意，只是“权宜之计”，“去没去台湾，现在只是不提了”。

　　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退休后，汪元昌下海经商，成立了一家代理海外红酒的公司，出行都有司机兼保镖跟随。那场惨烈的战争，逐渐淡出了他的记忆。

　　陈文基的儿子由于工作关系定居北京，但父亲和大伯故去后，他与老家的亲戚就再没了联系。

　　2013年，依然生活在成都革命伤残军人疗养院，这所全国最大的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的朝鲜战争士兵，只剩下了23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童志安还记得，一次老兵聚会，一个瞎了眼睛的女兵被搀扶着，在聚会上唱了一首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声音喑哑但依旧清丽，歌音缭绕，似乎又回到了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