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频频将维安问题挂在嘴边。继4月15日他主持中央国安委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之后，上周五（25日），中共政治局又就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还要使暴恐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从本月初以来，习近平已至少四次提到国家安全。除了上述两次，9日他为武警猎鹰突击队授旗，以及14日到空军机关视察时，也分别提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如果从3月初昆明火车站暴恐案后开始计算，并观察他关于反恐的表述，次数又更多了。3月2日习近平针对昆明事件下指示，4日在“两会”（全国人大与政协年会）上对政协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讲话，以及此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时，都提到反恐。

　　中共领导人如此高频率地强调国家安全，其中既有短期的刺激因素，也有长期的背景使然。就短期而言，去年10月底恐怖分子直击中国政治心脏——吉普车冲击天安门金水桥，以及今年3月的昆明火车站事件，都清楚表明新疆境内的恐怖活动已蔓延到内陆，敲响了社会安全的警钟。

　　从长期视角看，30多年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中国出现了国力增长，却“越来越不安全”的问题。在中国的诸多安全隐患中，暴恐活动只是其中一方面。此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信息环境，以及生态、资源领域，都存在保障性不足、不可持续，甚至形势吃紧、告急的情况。

　　从中国角度说，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菲律宾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等，则属于国土安全面临的挑战。至于中共一贯视为重中之重的政治稳定与中共政权稳定，平心而论，这些年来，中共执政地位并没遇到真正的挑战，但官民关系紧张，尤其是政治集团内部的寻租行为、集团式腐败、官商利益勾结，都构成威胁政治稳定的不定时炸弹。

　　从中共去年确定设立国安委的决定，到今天领导人浓墨重彩强调安全，反映了中国改善安全状况的现实需要。

　　同时，用总体“安全”而非“稳定”的概念，也有助于中国将论述展示得更理直气壮。因为，“安全”涉及到人类更根本的需要，涵盖面也更广，又符合国际用语习惯，应肯定为一种进步。

　　“安全观”的提法，修改了上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位时强调的“维稳”主题。事实上，三年前，已有学者呼吁政府转变思路，从“维稳”转变成“维安”，两者的一字之差，思想内涵与涉及的手段却大相径庭。

　　“维稳”强调的是维持秩序、“防乱”，会将正当维权与人数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活动都视为对社会与政治稳定的挑战；“维安”的思路是保护国土与生命财产等安全，面对社会组织活动，要求关注其动机和行为，只要不危害公共安全或挑战政权稳定，就不必视其为威胁。

　　更简单一点说，“安全观”把人民、金融、信息、环境、资源等当成保护的对象，而非防范、防控的对象，是为不同。

　　当然，屡屡强调“安全”，也透露出领导人深刻的危机感。4月15日国安委首次正式运转的会议上，习近平提到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共11种安全。

　　这份范围广泛的任务单的确认，有助于习近平将个人影响力与主导权辐射到相关多个领域，但这暗示他认为中国的安全挑战主要来自国内，国安委要以内部维安为主。相较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国安与外交结合的做法，中国国安委的内向性特质十分明显。

　　近年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喧嚣尘上，而国安委的上述定位，则说明中国无意、也没有条件当一个扩张性的帝国，它的精力须主要用于应对内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依然主要在国内，以及与国土有关的周边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