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总第97期刊） 主编：王雅平

奥巴马访日私下应优先谈东海问题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2014年4月10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首脑会晤。作为奥巴马三年半以来的首次访日之旅，此次访问的交流重点及范围备受媒体瞩目。日本与中国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中国东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必将成为美日两国领导人的首要话题。

卡内基动态

台湾关系 台湾关系法三十五年回眸 包道格（Douglas H. Paal），蒲威廉（William Brown），卜睿哲（Richard Bush），施蓝旗（Barbara Schrage），华盛顿特区 2014年4月16日 | 1979年签署的《台湾关系法》（TRA）是台美关系的基石。过去三十五年来，它在塑造美国东亚政策、支持台湾民主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自该法签订以来，亚太地区风云变幻，但其相关性也受到了美国国会及其他各方的质疑。 美国在台协会（AIT）一直是美国处理美台和两岸关系的管理机构，历经六任总统。《台湾关系法》签署三十五年后，美国在台协会的几位前任官员将同卡内基基金会的包道格一起，就美台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展开讨论。

亚太地区 实现再平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亚洲 惠斯勒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John E. Wissler），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4年4月10日 | 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断增长，特别是美日同盟——它构成了美国在该地区广泛参与的基础。陆军中将约翰·惠斯勒是驻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他将讨论美国如何与日本等国展开合作，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实施再平衡策略。 他还会谈到当台风“海盐”袭击菲律宾时，自己率领美国联合特遣部队参加救灾的一些经历。

中国军事 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史文（Michael D. Swaine），桑德斯（Phillip Saunders），司乐如（Lora Saalman），麦德伟（Michael McDevitt），华盛顿特区 2014年4月8日 | 1月9日，中国首次进行了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虽然测试细节扑朔迷离，但这确也证实一个长期的猜测：中国有兴趣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美国同样热衷此技术，并于2011年11月首次完成了助推滑翔测试。中国的试验将对美国安全造成什么影响？美国会作何回应？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高超音速技术军备竞赛？如果是，能采用措施加以预防吗？詹姆斯·阿克顿、史文、桑德斯和司乐如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讨论会由麦德伟主持。

中墨关系 演变中的中国—墨西哥关系：投资与贸易趋势 陈懋修（Matt Ferchen），恩立奎·杜赛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北京 2014年3月26日 | 近几年，中国与拉美的交往不断加深。中国不仅增加了对拉美的出口量，同时开始投资拉美企业。然而，中国-拉美关系的可持续性发展仍面对很多问题，尤其是中国-墨西哥关系中仍存在着大量贸易与投资壁垒。清华-卡内基中心的陈懋修主持了一场讨论，与会者包括墨西哥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恩立奎·杜赛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以及诸位中国与拉美专家。小组以中国-墨西哥双边关系为重点，探讨了不断发展的中国-拉美关系。

中印关系 中印海洋大战略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马加力，楼春豪，北京 2014年3月21日 | 中国在印度洋上的海事活动日益频繁，而印度在东亚地区的海上互动行为也有所增加，这使得中印双边关系的重点从陆地转向了海洋。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迎来了拉贾·莫汉（C. Raja Mohan），介绍其最新著作《中印海洋大战略》（Samudra Manthan：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Indo-Pacific）。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论坛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马加力，以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楼春豪，探讨了中印两国关系的现状。清华-卡内基中心的陈懋修主持了本次讨论。

全球安全 2014年潜在的主要安全挑战 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韩磊（Paul Haenle），北京 2014年3月21日 |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件为2014年赋予了跨时代意义。今年，国际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无法预测且全新的挑战。因此，这些主要的安全战略调整突显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邀请美国前国防部长，科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先生来讨论了这些地缘政治挑战的全球意义。此外，科恩先生还就美中关系以及美国对关于中国的某些安全挑战的潜在政策回应发表了看法。随后，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韩磊主持了一场讨论。

朝鲜问题 朝鲜核导弹的战略意义 杉尾高桥（Sugio Takahashi），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4年3月20日 | 朝鲜2013年第三次核试爆虽已淡出公众视线，但其核计划和导弹项目仍在继续进行，而日本最容易成为朝鲜的核打击目标。朝鲜核威胁在东京日益受到关注，并将影响到美日双边防卫合作方针的调整。杉尾高桥将阐述日本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看法，以及这种威胁将如何影响美日同盟和美国威慑力的延伸。讨论会由詹姆斯·肖夫主持。

日本外交 日本在东南亚的“摇摆式”外交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勉菊池（Tsutomu Kikuchi），保福田（Tamotsu Fukuda）， 华盛顿特区 2014年3月18日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大力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上任初年就遍访东盟十国，并在东京举办了东盟领导人特别峰会。勉菊池和保福田研究了日本针对东盟的外交政策变化，并探讨了其外交新政是会以中国为中心，还是更专注东盟的崛起。各位发言人还谈及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以及中日关系。讨论会由詹姆斯·肖夫主持。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金砖五国 “金砖”已成明日黄花？ 庞珣 2014年4月9日 | 作为一个经济概念，金砖集团也许已成明日黄花。但将这五国联合在一起的，是它们的国际政治诉求，而“金砖”概念所创造的政治身份和提供的合作理由，将让这五个雄心勃勃的国家继续依赖“金砖”，并致力于让“金砖”富有价值和光彩。

中国经济 债务激增奈何不了中国 黄育川（Yukon Huang），肯扬·博斯勒（Canyon Bosler），《华尔街日报》 2014年4月8日 | 中国经济放缓是否已经触底，其金融体系是否正在走向崩溃，中国观察家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作者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不断慢失血，但定期的小刺激仍会收到疗效。北京如能对症下药，最终就不会以危机收场，而是能建立一个风险意识更强的金融体系。

中国经济 让市场力量决定城镇化进程 黄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 2014年3月31日 |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各方期待已久的中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于3月中旬公布。《规划》规定：“严格控制”特大城市规模，引导劳动力向中小型城市迁移。这一限制不仅违反了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精神——让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会加大中国实现其亟需的生产率增长的难度。

马航事件 MH370失联事件使东南亚蒙羞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日经亚洲评论》 2014年3月28日 | 神秘而扑朔迷离的马航MH370失联事件备受全球媒体关注。这一事件显示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特别是马来西亚，信誉、能力、合作和信任的缺失。

中国能源 中国的能源未来何去何从 王韬 2014年3月17日 | 2013年对于中国的能源部门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分水岭。一些会对中国的环境和能源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措施开始出现在视野中。在问答专访中，王韬对于中国2013年能源政策的主要发展进行了分析，并认为2014年中国的能源政策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改变。

学者文摘

《中国的强制储蓄》 Forced Saving in China 埃克考斯（Richard S. Eckaus）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2014年3月，第217期，第180-194页 | 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官方国民收入核算，自2007年到2009年间，中国的整体储蓄率达到了百分之五十，这在和平时期是绝无仅有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储蓄率一直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徘徊；在这之前，储蓄率一直在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之间。 文章采用了边沁（Jeremy Bentham）的强制储蓄理论对中国高储蓄率进行解释。它将储蓄分为两部分：一是强制储蓄（Forced Saving），例如金融投资税。在近些年，这部分储蓄比重高达中国整体储蓄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有益储蓄（Conduced Saving），例如来自银行的投资贷款。 通过本文的分析，作者认为强制储蓄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2007年，政府和公司的未分配利益储蓄几乎占了总储蓄的一半。对于有益储蓄的作用，本文认为，大的国有银行在政府的默许甚至指示下，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来提升投资率。因而，与其说高储蓄率是中国的特征，不如说高投资率更能体现中国特色。此外，储蓄和投资促进了中国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大量劳动力从乡村迁移到城市。 文章指出，这些表现都与谢淑丽（Susan Shirk）和其同事的论断相符合，即中国领导人的首要工作是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以防止“国内的不稳定”。因此，中国政府很有可能出台政策，刺激银行投资贷款的增加，即使这一做法会提高贷款的拖欠率。作者认为，尽管边沁的强制储蓄理论只是旁证，但很显然的是，中国的投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强制储蓄。换言之，中国的高储蓄实质上是被“强制”拔高的。

《在研究中非关系时我们为何需要打破桎梏？》 Why Do We Need ‘Myth-Busting’ in the Study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三轮广野（Miwa Hirono），铃木省吾（Shogo Suzuki）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4年1月24日，第23卷，第87期，第443-461页 | 当下，无论对学术圈还是对公众，中非关系都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与非洲密切接触，援助坦赞铁路等项目，其主要目的是避免本国在国际上被孤立，同时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逐渐疏远。八九事件以后，北京政府为了弥补此事件造成的不良国际影响而亲近西方。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与日俱增。政治上，中非频繁举办高级别峰会；经济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加在非洲的投资。面对中国在非洲政治、安全、经济活动的增多，学术界产生了两种声音。第一种认为中国对非洲独裁政府的支持是对西方国家的威胁，而这一观点得到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应和。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和西方都对非洲的安全和政府问题负有责任。 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是否威胁到西方的利益？这一问题在中非关系的相关文献中一直受到热议。同时，结论往往是：中国不是唯一“不道德”的国家。很多国家，包括一些西方民主国家，也给当地独裁提供援助以换取自然资源。然而，为何学者花费如此多精力却得出这一不令人惊讶的结论？作者认为，西方国家的政策利益严重影响到了学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导致相关讨论贫乏——研究仅仅局限于讨论中国是否将成为西方的威胁。 此外，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没有太大区别，都追求自身战略利益，而很少顾及口头宣称的国际准则。但这一理论应用在中非关系上却被认为是令人瞠目的观点。原因何在？文章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崛起会对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 文章对这些研究角度表示了质疑，认为这将使中非关系研究变得有失公允。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两个论断。第一，学界对中国的研究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这导致了主流关注点局限于中国是否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利益。第二，欧洲中心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人们对“黄祸”理论（“Yellow Peril” Thesis）的恐惧，即亚洲国家的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未知的影响。因此，为了增加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多样性，作者提倡要打破西方战略利益考量的限制，将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新型中非关系研究提上日程。

《国家领导下的城市化：摩天大厦、土地收入与城中村》 State-Led Urbanization in China：Skyscrapers, Land Revenue and “Concentrated Villages” 王惠玲（Lynette H. Ong）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2014年3月，第217期，第162-179页 | 在中国，为追求城市化，地方政府将农民从农村搬往城市。文章讨论了这一现象带来的“城中村”政治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对地方政府而言，出售土地的收入是其财政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又利用这笔收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农民被迫从农村搬到城市，他们抱怨自己收入降低而花费增加。同时，虽然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了政府，他们仍不能够享有城市居民拥有的社会福利。总体而言，农民收到的补贴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活，而失地农民被剥夺了长期保障——土地——和社会福利，沦为社会贫困阶级。对于这些农民而言，土地交易自由的合法化问题远不及未来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重要。 在2011年，中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据估计，失地农民的数量在以平均每年二十万到三十万人的速度增长。除了少部分人得到应有的补偿，大多数农民只收到了少量的补贴，甚至直接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因此，征地问题成为了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纠纷的主要源头。例如，在2010年，征地引发的纠纷占了中国十八万起大事件的百分之六十五。 文章基于对合肥城郊失地农民的四十例采访开展研究，着重讨论土地和当地政府收入之间的关系。对于地方政府，土地既是生产的工具，也是赚钱的工具。以土地为抵押的地方政府债务堆积如山，这为财政危机埋下了种子。 总之，土地交易和房地产成为地方政府不可替代的重要财政收入，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大多是土地租赁收入和银行贷款。土地被看成了国有财产，被政府用来买卖以获得收入和银行贷款。作者指出，土地是有限的，租用或抵押来获得其经济价值等于是透支未来几代人的资源；未来，政府可能会面临重债压身。

《新世纪初的中俄关系：中亚地区的利益分歧》 Sino–Russian Relations at the Start of the New Millennium in Central Asia and Beyond 施万通（Niklas Swanstrom）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4年1月17日，第23卷，第87期，第480-497页 | 文章指出，中俄关系并不稳定：在叶利钦时代，中俄关系密切；但在2000年普京上台之后，由于俄罗斯的亲西方政策，中俄关系急剧恶化。很大程度上，中亚地区复杂的利益关系成为这种不稳定性的来源——美国在中亚有军事存在，而俄罗斯也卷入这一地区的战争之中，这使得中亚的地缘政治愈发复杂。文章认为，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利益分歧，这使得中俄关系比想像中的更加脆弱。 中俄两国都清楚，他们可以通过提升双边关系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提高谈判筹码。但对实质性合作而言，中俄两国的互信程度是一大阻碍。因此，在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中俄关系能否承受住挫折颇受质疑。 在普京放弃最初的亲西方政策之后，中俄两国重新恢复良好关系。但文章认为，这只是表象，并非实质。两国之间的竞争和紧张气氛依然存在，这对中俄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两国对伙伴关系的声明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这主要表现在中俄在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中的竞争。< 首先，在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时，中国没有施以援手。中国的沉默给了中俄关系一个响亮的耳光，明显暴露了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的不协调。其次，中国和参加上合组织的中亚国家拒绝承认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划分，也拒绝承认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控制权。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没有遵从国际法，更是因为中国害怕俄罗斯的行为刺激台湾、新疆和西藏的分离主义。第三，俄罗斯拒绝承认中国在黄海和南海主权，甚至和越南签署合约，在争议地区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除此之外，中国在伊朗和非洲持续增长的影响力也引起了克林姆林宫的注意。俄罗斯不愿意承认中国这一“落后国家”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内施加影响。这些例子都体现了中俄双边关系的脆弱。 当然，尽管如此，中俄两国都愿意在强大的美国面前保持伙伴关系。比起美国“革命性”地“入侵”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俄罗斯更青睐中国，也更希望中国的影响力缓慢而稳定地提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中国视角》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the Chinese perspective 伊夫林·德娃戴森（Evelyn S. Devadason）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年1月17日，第23卷，第87期，第462-479页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一项自2006年生效，由十二个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发起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十二个国家分别是：东亚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日本）、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拉丁美洲地区（智利、秘鲁）、北美洲地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目前，尽管TPP不包括中国，但中国表达了对此协议的兴趣和关注。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的百分之二十三来自参加TPP的国家。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占了出口的百分之十九和进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在2000到2010年间，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量以平均百分之十九年增长率的速度稳步增加。事实上，很多人质疑，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TPP成功的可能性能有多少。本文发现，中国加入TPP会扩大市场准入，带来重要贸易机会和更好的收益。但另一方面，本文也认为，中国加入TPP的成本不可估计。 TPP的其中一个目标是通过产品网络加深地区整合。关键的问题是，TPP是否能达到此目标。当今对TPP的热议集中在其可实现收益上，而这也是将TPP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关键。尽管TPP的支持者将其视为区域化的工具，反对者认为TPP很难解决“面碗效应”问题。 文章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虽不是TPP的成员，但却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角色。通过将TPP与东盟10+1、东盟10+3、东盟10+6进行对比，本文发现，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更多以成品为主。这一贸易结构的差异使得中国与TPP国家的贸易联系比与东盟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中国在TPP的框架下也更能发挥积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加入TPP会对成品贸易带来更好的市场准入。 最后，TPP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还包括国防和政治。作者认为，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虽然会考虑加入TPP，但仍将在短期到中期内，中国依然会更多考虑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来促进东亚一体化。

《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改革的实施》 After the Third Plenum：Economic Reform Revival Moves toward Implementation 劳福顿（Barry Naughton）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第43期，第1-14页 | 三中全会决议是一份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文件。它改变了政治环境，并且将习近平的新政府区别于胡温政府。而在具体的决议中，它强调了重新定义市场和政府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则是这项决议的具体体现。 作者指出，三中全会恰当地回应了中国政策上遇到的信任危机，基本实现了其预期的效果。同时，文章也提出，面对信任危机，改革应包含五个方面：确定范围、观测、不回避困难、个性化和权威的树立。随着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改革的实施初见端倪。虽然人们对经济改革有坚定信心，但在改革战略和实施方面，风险仍然存在。这主要包括三大风险：改革是否会取消、改革战略是否会失败、改革是否会被大事件取代。 作者认为，新一届领导班子面临一些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值得过分担忧。同时，领导人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例如，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导致投机。在地方，一些居心不良的项目可能被伪装成可持续的改革；在金融市场方面，市场的快速自由化导致金融混乱；政治上，对高层领导的挑战导致的改革过程中的不稳定。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紧要的一步，新领导人需要进行四方面的改革，应对紧急危机：国有企业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以整合中国现有的二元社会、财政改革和银行与金融业改革。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机构统筹管理。一方面，中国需要一个权威机构开始自上而下国有体制改革，即从资产管理过渡到资本管理。现存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SASAC）在过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如今，为提高效率，这一机构需要被拆分为三个财富基金。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好准备，及时有效地控制经济混乱。 文章总结，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的新旅程，同时也是振兴经济和实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第一步。三中全会应该受到高度评价，因为它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在这之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政治位置》 The Unique Geopolitical Position of Pacific Russia 彼得·巴柯拉诺夫（Pyotr Baklanov），玛特威·罗曼诺夫（Matvey Romanov） 《远东事务》（Far Eastern Affairs），第29-40页 | 本文讨论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即为世界三大“权力中心”之一，也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利益交汇地。具体而言，这包括了以下六点： 首先，俄罗斯处于欧亚大陆的西北部与太平洋交汇处，国土辽阔。第二，俄罗斯在此区域与世界强国——美国、中国和日本相接。第三，大部分区域跨越边境，其中包括（1）白令海峡、鄂霍次克海、日本海；（2）黑龙江、乌苏里江、图们江的出海口；（3）有很多跨境溪流流入的兴凯湖；（4）位于太平洋的跨境海域。第四，此处有着多样自然资源的区域，包括可再生土地，其资源潜力对所在区域和周边国家都有重要贡献。第五，是世界三大“权力中心”之一，也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利益交汇区域。第六，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包括近海地区和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 作为东北亚的一部分，远东地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关系。一方面，它是许多伟大的古代文明的交汇处，涵盖古亚细亚、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文明。另一方面，该地区有很多领土和领海争端。 在作者看来，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与美国、中国和日本接壤，这使得该地区有独特地缘政治地位。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上影响力最大，对俄罗斯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利益也非常重要。所以，远东地区的未来和整个俄罗斯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远东地区和这三个国家的关系。俄罗斯的中心也应该逐渐转移到远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