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人最近噩耗连连。从4月28日至今，竟有四名媒体高管非正常离世——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杭州《都市快报》年仅35岁的副总编辑徐行、湖南湘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贺卫星，先后在4月28日、5月4日、6日自杀。5月8日这天，深圳报业集团广告部总经理张敬武在失踪一天后，遗体在深圳度假村香蜜湖被发现。

　　这是偶然、是中国新闻环境恶质化的警讯，是同行的血肉之躯难以承受媒体业转型之重，或是内有不可告人的隐情，现有公开资料不足以让人做出客观判断。但许多报道显示，宋斌、徐行、贺卫星生前都患有抑郁症。49岁的贺卫星办公室楼梯间上吊，留下两份遗书，开笔就提到“痛、痛、痛”、“勤勤恳恳，一事无成，工作压力巨大……”

　　在新媒体的时代里，传统媒体人的压力显而易见。微博、微信、网络自媒体上的话语百花齐放，用词酣畅淋漓，将言论尺度大幅向外推展。传统媒体无缘享有同等自由，却要同时面对经营压力、广告锐减，又要承受舆论管控下的空间逼仄，无怪乎媒体人深感殚精竭虑，仍动辄得咎，无能无力。

　　传统媒体面对新媒体冲击，这是世界性趋势，但中国媒体人还有另外一种“难”。4月24日，曾积极参加和报道六四事件，如今为境外媒体撰稿的中国资深媒体人、高龄70的高瑜在北京神秘失踪。上周四（8日），官媒才宣布高瑜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

　　官方指高瑜将一份非法获取的中央机密文件的复印件，逐字录入电脑，提供给某境外媒体。网民随即分析，这份所谓的“机密文件”，就是去年中在境内外舆论界引起掀然大波，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一份《〈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的通知》（中央九号文件）。然而，刊登了这份机密文件的海外中文网站明镜网，也立即否认该网是通过高瑜获得这份文件。

　　明镜网还声称，这份中央九号文件的文本上，并没有注明密级和发送范围，而且也没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强烈抨击的“七不讲”内容，只是“充满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还有“政党的宣传论调”。

　　更多问题来了。分析人士指出，高瑜被捕即表明中央九号文件与“七不讲”确有其事。但明镜网的澄清如属实，又显示去年引发外界猛烈批评中共新政牵制舆论的“七不讲”，是子虚乌有的无头公案。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生活在真相不透明的现实里，人们也只能忍受模糊不清。但是有关“七不讲”的说法又是谁透给媒体的，目的何在？大家不禁浮想联翩。

　　有分析认为，高瑜被捕还有更复杂的政治背景，除了当局收紧信息加强保密的目的外，这也是当局针对内部人泄密，将党内敏感消息进行“出口转内销”操作发出的严厉警告。

　　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境外媒体已成为中共内部政治博弈、舆论角力的重要战场。不只一次，关于高层领导人家族的资产，在海外设立离岸公司等传闻，在关键时候“适时”出现，成为影响国内政治气氛的因素。在几次事件中，“有心人”操作与放话的痕迹，经常是清晰可见。

　　凡此种种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中国媒体人的窘境——受市场左右，或被权力掐着咽喉或者被人利用（利用完被抛弃），个人要保留一份专业的距离与独立殊不容易。

　　平心而论，媒体人在市场、权力的夹缝中生存，世界各地亦然。但在传统的东方世界里，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尤为凸显，权力不是想方设法将媒体纳入体制，就是将其当做工具，否则敌视其为对手。权力对媒体人的态度，也是对广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

　　就中国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求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其实，政府与知识界的边界也十分需要厘清。政府让媒体人、知识分子有独立的空间，避免媒体人与知识分子沦为政治的附庸，有助于减少社会的政治化程度、减轻政府本身的压力。因为，知识分子对权力的对立姿态，其实也是“依附”的另一种形式。何况，现代的国际竞争，就是知识与创造力的竞争，独立的知识分子应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对手。当然，知识分子本身也须自觉地维护个人的独立精神。

　　同样在上周，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因“寻衅滋事罪”被捕，另有多人被传讯，他们都参加了一场针对“八九风波”的小规模纪念活动。高瑜被捕，可能也表现了当局对六四25周年纪念的高度戒备。无论如何，这种肃杀的氛围，对于中国社会和谐、本届中共领导人的形象，显然有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