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着挟其船坚利炮而来的西方殖民者，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强敌，故而步入迟暮的晚清帝国节节失利。与此相伴，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急转直下。尽管不断有人为国学呐喊，但面对有着坚船利炮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国学似乎缺乏招架之力，步步退缩，从“中体中用”，到“中体西用”，再到“西体中用”，以致到最后“西体西用”。

　　但是随着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在西方的兴起，“西方中心论”开始部分得到纠正，西方学者也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东方。而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更是有利的证明了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束缚，反而是东亚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文化热和国学热，国学逐渐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国学经典成为摆在白领们案头的一种时髦的装饰品和热门读物。有人利用国学经典为所谓“东方式”管理样本，“半部论语治企业”，有人将国学作为一种新的心灵鸡汤，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国学热似乎也具有了一些现代消费主义色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仔细体味一下近代学者在近乎亡国的情境之下所感到的悲凉，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存亡继绝”的精神，也许我们会对国学的命运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产生进一步的文化自觉。像梁启超在新学与旧学之间的那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的矛盾心理，梁漱溟那种“吾曹不出苍生何”的士大夫情节和王国维激愤投湖的献身精神，以及陈垣在沦落于日寇铁骑之下的北平通过讲述马端临和全祖望的气节，以表达对日寇的不合作精神。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会收获一种沉甸甸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在国学热中，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精神。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告诫后人须要“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离不开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准确认知。正如孔子所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我们也需要广泛借助西方和其他社会的知识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为此，我们应开放面对一切先进的文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国学不是抱残守缺，对于国学的弘扬本身就包括对于“五四”精神的认同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