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侨报记者徐一凡摄）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戴维·道勒（David Dollar）。（侨报记者徐一凡摄）

债务与影子银行：存在可控风险

　　债务增长、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影子银行和房地产泡沫等通常被认为是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崩盘的危险因素。债务方面，发达国家通常债务占GDP比例较高，发展中国家比例较低；黄育川以比较数据证明，中国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介于两者之间，这和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相吻合。比较而言，中国的企业债务（Corporate Debt ）比例较高，值得关注；但总体来说不论是资产负债率还是资金回笼率都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内。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有向两端发展的趋势：即国有企业资金回笼率有下行趋势，但私营企业的资金回笼率越来越高。这一问题要靠将私营企业引入国有企业垄断的领域形成竞争机制解决。

　　影子银行方面情况类似。首先，中国的影子银行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子银行相比规模并不算大。其次，中国影子银行的业务当中，只有部分信托基金和财富管理产品是被评估为高风险的，总体来说风险不算最高。“坏账”的比例虽然较高，但依然低于10年前的水平。

　　总之，中国的债务问题有严重的一方面，但依然在可控范围内。“债务”多为国内债，且有高额的储蓄作为支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是债务问题最为严重的领域，但有庞大的国家资产提供支持。影子银行的范围不算特别广，且风险有限。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受到一些损失，但情况比十余年前的“上一次”更乐观一些。这一过程中，需要金融改革、结构改革和规范改革共同发力。

房价未来可能降低，没有确定时间表

　　关于“房价过高”的问题，戴维·道勒和黄育川都提到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不高，农业人口依然过多，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计划，预计未来数年城市化还将继续并加速。黄育川指出，截止到两年多以前（201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上还没有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近两年房地产建设确实开始超过实际需要。但是，如前所说，中国城市化将迎来加速发展的时期，现在城市化比例为50%左右，两三年内将达到70%。这将给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需求。

　　与此同时，和其他的“危机”国家相比，中国的建筑业GDP份额不算很高；而虽然房价保持高位多年，但结合收入增长，中国居民对房价的可承受能力在稳定上升。快速的城市化、增长的收入，再加上居民对住宅现代化的需求，是中国房地产持续发展的三大驱动力。黄育川估计，房价在真正需求饱和后会下降20-30%，但时间表未定。

　　此外，受限制的投资选择、没有资本收益税等是导致房地产市场供应和需求都有“过剩”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在近期内会对中国的GDP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金融改革应当作为结构调整的一部分

　　道勒特别强调，只有金融改革无法解决中国经济的一切问题。金融改革应当和其他改革结合起来，以结构改革的方式保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比如，户口改革是促进中国城市化发展，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衡的有效手段。中国的农业人口依然过多，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家庭团聚。道勒说到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对户籍改革投入大量资金以促进城镇化，指出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另外，中国的增长应当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变，并非投资驱动的增长不可取，而是现在的投资驱动增长非常没有效率。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使得教育、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投资在GDP比例增加、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进而推动发展。消费增长如今保持着8%-9%的高速度，如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决策者应当重视的问题。

　　道勒指出金融改革从来就不是单独进行的，他以美国为例，称税务改革、移民改革、医疗改革三大改革先行，最终才能解决金融问题。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增长方式转型不能一蹴而就；而最终保持在6%左右的稳定增长速度，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