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政改问题，香港反对派和北京中央政府已经是剑拔弩张。须要澄清的是，双方争拗的焦点并不是能不能普选行政长官的问题——2007年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已经说好了2017年可以进行普选——而是普选如何进行、提名委员会如何组成等看似技术性的问题。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普选有两个底线不能突破：一是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办；二是特首要爱国爱港。1997年7月1日起施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45条已经明确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也就是由800人的提名委员会确定候选人，然后交香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这里面完全没有“公民提名”什么事。 反对派坚持搞“公民提名”于法无据，纯属胡搅蛮缠。至于特首爱国爱港，那根本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从反对派的角度看，提名委员会主要是由支持北京的建制派组成，由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就是筛选，目的是筛掉不合中央心意的反对派候选人；特首爱国爱港没有客观标准，中央可以随意解释，同样对反对派不利。有这两个前提的普选是“假普选”，而他们要的是没有筛选、包含有“公民提名（由一定数量的公民提名一个候选人角逐参选）”因素的“真普选”。而为了让中央接受“真普选”，就要用大规模游行、占领中环这一香港金融中心心脏等方法给中央一点颜色看，迫使中央让步。对于很多人提出的先hold住普选、以后再慢慢改进提名委员会的观点，反对派认为一旦一开始就接受“假普选”，以后要再改根本不可能，因此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一步到位实现“真普选”。
 这两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的立场和行为的迎头相撞，是香港目前乱局的根源所在。而双方之所以难以妥协，根本问题还不是台面上双方不断强调的《白皮书》和《基本法》，公民投票和占领中环等说辞，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各有针对对方的“心魔”、不信任和误解。这些根本性的东西不消除，双方各说各话，香港问题很难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对中央政府来说，历年来顶着其他省市的压力和不满，对香港出台了很多独家的优惠政策，可谓仁至义尽。就拿人民币离岸中心来说，香港一地就占了全球53%的市场份额，遥遥领先于伦敦、新加坡等地；2003年为了提振因为沙斯肆虐而一片萧条的香港经济，又因应香港工商界和政界的要求开放了大陆游客“自由行”。近年来，游客人满为患的情况，责任并不在中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就曾提醒香港方面：“自由行”开起来容易，收起来很难，你们有没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是香港各界没有认真对待这句话。现在因为地铁吃东西、小孩便溺等小事，就将大陆人民贬低为“蝗虫”和“支那猪”，并呼喊“反赤化香港”、“反大陆殖民”的政治口号，让人心寒。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财长会议不在香港举办， 大力发展香港之外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都是对香港的警告。
 2003年之前，中央对香港是无为而治，中联办和特区政府是井水不犯河水；当年7月1日50万人上街游行之后，中央开始介入香港的内部事务，在立法会选举、主要官员任命等问题上插手，于是就成了反对派指责中央破坏“一国两制”、“西环（中联办所在地）治港”的依据。再加上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对外时时以强硬示人，这种倾向体现在香港问题上，就表现为越来越强调“一国”的优先地位、越来越弱化香港的特殊性、越来越不在意反对派的反对。不久前出台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就是明证：1996年台海危机导致李登辉上台后，大陆在处理港台问题时很注意不在关键时刻火上浇油，此次偏偏在“七一大游行”前夕出台白皮书，摆明了就是不怕得罪香港反对派。白皮书的内容虽 然没有新观点，但强调“中央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表明在管治权问题上若特区政府行使不当，干预就会来，这种态度是以前所没有的；还提出对于法官和司法人员，“爱国是基本的政治要求”，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配合的言论，让很多港人担心法治动摇，客观上让更多人走上了街头。
北京方面从自己的治国理念出发，希望香港的一切事情都尽在掌握，所以不断插手。反对派则将此视为“一国两制”寿终正寝的信号，因此要将事情搞大，拉英美介入，并试图和台湾社运串联，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央的不安。“公民提名”违背《基本法》，中央绝不可能接受；而即便中央有妥协的心思，面对反对派以占领中环相威胁的架势，也断断不可能后退。英美和台湾的介入则唤起了中央 对“敌对势力”和“和平演变”的联想，因此不但不会让步，反而会加倍强硬。
 对于反对派而言，其“心魔”在于对大陆政治制度的鄙夷和恐惧，以及对大陆民众的看不起。香港反对派很多从英美拿了学位，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高度西化的，再加上过去很多年在经济上经常接济大陆穷亲戚的往事，使得这些人有一直根深蒂固的高等华人心态。他们不了解大陆，事实上也根本不屑于了解，而是早已形成了对大陆的刻板印象：政府专制邪恶，人民贫穷愚昧。这样一来，他们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先天的敌对和不信任，一点小事就会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为反对而反对；对大陆民众则横挑鼻子竖挑眼，你没钱是“阿灿”我看不起，你有钱了则是暴发户我还是看不起。总之就是觉得香港这样的“白富美”，和大陆这个“矮穷挫”混在一起太委屈了，因此事事要体现香港人的优越感：你没钱时我和你谈钱， 你有了钱我就和你谈民主，无论如何要把你比下去。
 在这样的心态下，香港反对派就没有了对中央政府的尊重，而是将自己抬高为和中央政府平起平坐的力量；又因为大陆是专制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是它的“傀儡”，因此对它们的反对就有了道德优越感，甚至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立法会里无穷无尽的“拉布”无人谴责，向特首和主要官员掷香蕉、玻璃杯成了英雄行为，游行人数可以夸大好几倍而毫无愧色……总之，为了反抗这个“不公不义”的制度，什么都可以做。但中央和特区政府略有反击，就是打压新闻自由、滥用警权；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任何攻击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那些支持白皮书、反对占领中环的人却并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内。这种输打赢要、严以律人宽以待已的心态，到今天差不多成了香港反对派的主流价值。
 而这种情况，香港的媒体和知识界要负很大的责任。受高等华人心态的影响，香港知识界和媒体缺乏对大陆政治体制和社会运作的全面了解和客观分析，更多是从刻板印象出发的宫廷阴谋式的解读，充满了偏见和情绪。所以偌大一个香港，离大陆又如此之近，真正有分量的中国问题专家却屈指可数。香港媒体则是一个比大陆媒体更为封闭的小圈子，采访对象和言论撰稿人高度固化，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副教授和高级导师。再加上香港之前没有搞过民主，很多反对派对民主的理解是原教旨主义的，过分理想化，强调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国际标准”，丝毫不肯妥协。另外，香港的反对派虽然包括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但对近年来大陆崛起的国际背景似乎视而不见，还时时幻想靠英美的支持拉虎皮做大旗。他们声称和中联办 主任张晓明见面“地点敏感”，但却成群结队到山顶英国驻港总领事吴若兰官邸共进工作早餐，之后还大谈“英国在港利益”，其国际视野的偏狭让人瞠目。
 对中央而言，惠港措施遭到误解确实令人心寒，但这些措施没有惠及普通百姓也是事实，而且香港是一个和大陆不同的社会，仅靠金钱和利益是买不到好感的，这方面需要有一个方向性的改变；坚持《基本法》的底线是没错的，但在爱国爱港的解释上应该宽泛，莫说香港人不可能选一个和中央对抗的特首，即便这样的人上台，对中央也不见得是坏事——这个人同样需要北京的支持，而且有了执政经验，也有助于反对派变得务实，而不是整天讲一些实现不了的空话。因此，中央应该放下控制一切、怕乱的“心魔”。而反对派也应该明白，相比港英时代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回归20年实现普选，速度不算慢，应该珍惜；既然《基本法》已有规定，那么不论“占中公投”有多少人投票，都改变不了“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 的事实，也不可能令违法方案变成合法。用“刀架脖子”的方式威胁中央，更是不足取，也达不到目的；无论他们如何放不下看不起中共和大陆人民的“心魔”，地缘的特征也决定了英美对他们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即便是为了利益起见，香港也应该积极了解和融入大陆这个大市场。
 香港市民确实应该珍视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但是她的前途除了中国大陆，根本无处可去。一拍两散，对香港会更不利。

香港反对派很多从英美拿了学位，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高度西化的，再加上过去很多年在经济上经常接济大陆穷亲戚的往事，使得这些人有一直根深蒂固的高等华人心态。他们不了解大陆，事实上也根本不屑于了解，而是早已形成了对大陆的刻板印象：政府专制邪恶，人民贫穷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