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亚洲安全课题进行学术与政策讨论时，“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的说法已慢慢流行开来。具体地说，一些学者和专家警告，中国将采取自身的“门罗主义”来主导亚洲和把美国“踢出去”。中国同时在东海和南中国海面对僵持局面，在地缘政治上同美国与俄罗斯角力，并对香港采取强硬态度。
 亚洲看来即将“回到未来”，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新冷战迫在眉睫。然而，中国版“门罗主义”的说法却是错误的。
“门罗主义”为什么不适合中国？首先，中国目前没有实力主导亚洲。中国的军费仍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世界银行虽然预测，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今年底赶超美国，中国政府却质疑这项预测的真实性。在软实力方面，尽管有人表扬“中国模式”，但在让其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受到世界普遍欢迎上，它仍远远落后。
 简言之，中国各方面实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即便最终赶上，由于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果，也仍无法主导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处理诸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例如恐怖主义和贩毒。美国学会了通过与其他国家和机构协作来领导。中国也应该这样做。
 其次，中国从未想要主导亚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是“亚洲梦”。习近平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出发点，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屈辱”，而非中央王国的“朝贡制度”。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想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融入国际社会，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不错，经济发展让中国日渐强大。但强大不一定意味着侵略和支配。纵观历史，中国想要的是尊重和在国际体系中的适当地位。
若中国不是在建立自己的“门罗主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闹出诸多外交和领土争端？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中国外交还在经历一些战略调整。中国正寻求一个大战略，在世界政治上以大国的身份行事。中国目前的国力，在近代历史是前所未有的，中国领导人需要学习如何使用，而不是滥用新积累的能力。
 因此，中国决策者必须克服一个学习过程或甚至学习曲线。中国有一个复杂的政治体制，在其官僚制度内进行协调的困难，可能至少部分解释了中国在同一时候，尝试处理几乎所有海事争端这个让人意外甚至不智的决定。
 做大国不容易，特别是做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需要反思其外交政策，考虑如何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以真正的行动来加强其“和平崛起”的承诺。
其次，中国的强硬姿态可能是与外界“谈判过程”的一部分。随着实力的增长，在与外界——尤其是美国——打交道时，北京自然要争取新的身份、地位或条件。当前中国与他国不稳定的关系，或许就是正常的“谈判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想要试探对方的底线。
 美国实行了“把重心向亚洲转移”，后来改称“再平衡”的战略，来凸显它留在亚洲的决心和试探中国在亚洲的意图。中国则尝试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建立一个新的“现状”，来展示它在领海主权争议上的决心。谈判桌上的两方都要争取最大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所有国家也必须紧记，谈判的艺术是在看似互不相容的利益间寻求均衡。外交的目的是避免战争，不是引发冲突。
亚洲国家应该怎么做
亚洲国家应担心中国的“门罗主义”吗？现在担心为时尚早。在可能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必须尽可能影响中国的政策选择。它们不应夸大同中国相关的威胁，或因此采取相应的举措。北京需要时间完成战略调整，和同外界谈判并达成新协议。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说：“如果你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会成为你的敌人。”
 亚洲国家也应该像以往一样继续同北京交往。它们应该让中国领导人知道，国际社会欢迎一个强大和负责任的中国，而非一个傲慢的中央王国。它们也应该鼓励中国继续参与多边组织。
 在接受中国融入一个以规则为基础和遵守规范的国际社会上，亚细安可以扮演重大角色。基本上，中国可以使用武力或规则来改变世界。其他国家应该鼓励中国在新的区域秩序里，成为制定规则者，让它也受到自己为他国制定的规则和规范的限制。
最后，其他亚洲国家应该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不复存在的世界做好准备。美国不断重申其承诺，意味着它和盟友之间的信任已受损。因为国防预算持续削减，美国将需要其亚洲盟友帮助肩负它在区域的安全负担。
 未来，中国的“门罗主义”或许会令人担心，但眼下亚洲应该关注的，是新版的“尼逊主义”——美国让其亚洲盟友“自己保护自己”。现在，亚洲国家应该开始探讨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区域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