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出炉之后，香港舆论有许多欢呼之声。政改“五步曲”完成了第二步，中央再次表明推动普选的决心，厘定了政改框架。喧扰多时的争议从此可以放下，香港距离普选又近了一步，毫无疑问，这事值得庆贺。

　　但是，同样毫不意外的是，香港极端反对派表示不满意，他们宣称这是“民主的倒退”，并且扬言要在接下来的立法会审议中，不让政改方案通过。

　　港英政府统治150年，香港没有实现普选，港督都是英国直派，香港市民连发言权都欠奉；回归不到20年，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选已经近在眼前。从没普选到有普选，竟然会是“民主的倒退”，这是什么逻辑？

　　事实是，极端反对派生气的原因无关民主，而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让他们推自己人出线的希望变得渺茫。决定规定，由提名委员会经民主程序选出两到三名特首候选人，每人均需获得提委会过半支持。提委会1200名委员，来自香港四大界别，代表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走极端路线的反对派，从来都是“非主流”，很难获得过半支持。

　　这也是极端反对派一开始就坚持“公民提名”且不惜以违法“占中”相威胁的用意，把水搅浑，他们才有可乘之机。从头到尾，极端反对派标榜的“国际标准”、“真普选”，其实和民主扯不上半毛钱关系。事实上，西方选举在提名阶段，没有统一国际标准可言，谁也不敢说自己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极端反对派所争，只是一己之私。

　　极端反对派还在继续污蔑中央的决定。相信广大香港市民，有智慧分辨真伪，作出理性判断。

　　极端反对派宣称，两到三名候选人太少，提委会过半支持门槛太高。果真如此？美国大选，有几个候选人竞争？多数国家和地区选领导人，也就是两三个候选人，候选人多了，只会分散注意力和劳民伤财。

　　特首候选人需得到提委会过半支持，是因为特首的宪政地位和法律地位决定了他必须是一个能够跟中央对话，并且可以协调香港各阶层，能在香港取得最大公约数的人。过半支持，才能保证候选人在四大界别都有一定支持度，而不是只有一两个界别喜欢。

　　中央明确指出，香港特首要爱国爱港。有人对此不满，认为其中有意识形态。实际上，全世界哪个国家选出的市长或州长敢说自己不爱国？爱国爱港，是不言自明的政治伦理。中央之所以要把话挑明，是因为在香港过去的政治活动中，出现了一些公然对抗中央、跟基本法唱反调的政治人物，积极想要“出闸”的情况。如果真让这样的人上位，对香港又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必要在虚幻的民主概念里打转，而应该时刻掂量，哪种方式对香港最有利，最能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世界上因为突然实行所谓民主而陷入混乱甚至战争的地区多了去，所谓的民主从来不是万用灵丹，不是越猛越好，而是对症下药才有效。

　　港英时期，有一句形容香港的老话叫做“有自由，没民主”。香港欠缺民主的训练和经验，就民主化进度来说，要先学走，后学跑。提名委员会的前身是选举委员会，这种方式已在香港的4任特首选举中用过，被证明是稳妥有效的。2017年普选如果能实现，将是香港破天荒的“第一次”，难道不应该循序渐进，行稳踏正吗？

　　极端反对派拥有香港立法会的关键少数席位，如果他们铁了心要拉倒政改，“五步曲”可能会止于第三步。这样的话，本已近在咫尺的普选，就将变成远在天涯，不知何年可以重来。普选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机会，也是中国“一国两制”发展的机会。极端反对派如果真破坏了普选，将成为不折不扣的历史罪人。

青春懵懂有热血 被当枪使不自知

被街头政治裹挟的香港学生

“不要把一生献给马路，给社会留一点安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前几天对香港反对派这样说。这句话稍作修改，也可以送给一些香港学生：“不要把青春献给马路，给自己多一点未来”。香港学联、学民思潮等激进组织，这两天正忙着鼓动香港各大高校的学生罢课，去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所作的政改决定。

　　“炮灰”学生兵往前冲

　　2017年，香港有望实现史上第一次特首普选。但是，激进反对势力一直对特首提名方法耿耿于怀。他们坚持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并以占领香港金融中心中环地区相威胁。

　　政治势力颠倒黑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吵吵闹闹不足为奇，令人吃惊的是，不少香港学生也被暴戾的街头政治裹挟着投身其中，不顾“占中”是违法行为的事实，竟比反对派还先一步走上街头。

　　之前，学民思潮和学联已经带领一帮学生预演了一次“占中”，半夜跑到中环闹事。更早些时候，还有多名未成年的初中生暴力冲击立法会，身上还带了管制刀具，被警察逮捕。

　　学生如果去“占中”，可能会留下案底，这在香港是很严重的事，很多工作将对他们关上大门，前途从此灰暗。然则，为什么学生们甘当“炮灰”？

　　原因很多。一是从年轻人性格特点来说，他们的热血容易被反对派“真普选”、“国际标准”的鬼话点燃，自以为在为民主事业奋斗献身；二是，引用某香港市民受访时评价学生的话说，学生中有一些人，连政改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连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都不用“公民提名”来选领导人都不知道，就放下学业来抗议。

　　替政府说话成“异端”

　　大环境所形成的压力，也是许多学生不得不走上街头的原因。

　　有许多学生并不认同反对派的主张。8月17日反“占中”大游行里就有不少学生。一位学生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得好：“我们要沟通，不要对抗。学生应该有独立思维，不要人云亦云。”可惜的是，这种声音在学生圈不算响亮，很多人可以想，却不可以说，因为在激进学生组织的打压之下，主张理性沟通或为政府说话，就立马“不是香港人”，就成了“五毛”。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阿强（化名）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说，他因为反对“占中”，就被同学叫做“大中华胶”、“左胶”、“五毛党”，后来他不敢再说这话题，却依旧被疏远。中大教授助理陈天虹说，校园的气氛确实和以前不同，缺乏自由讨论气氛，“我和一些中大或其他大学的博士生在Facebook上沟通，我反对他们的政见，他们就骂我是‘左胶’，骂我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城市大学的四年级学生阿Kel骆说，学联经常喊人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他一次也没去，所以被孤立，“许多同学都不认同学联的观点，却因为怕被孤立而被迫去参加，并非真正为民主而发声”。

　　说出不同观点就会被孤立，这就是传播学所说的“沉默螺旋”。这种环境下，保持理性能够反思的同学，不敢轻易出声。

　　港英维稳工具还在逞威

　　香港学联为什么这么牛，可以做到让反对者都不敢说话？答案是，他们有钱，还有后台。用香港媒体的话说，学联在香港八大院校“只手遮天”，连各校校长都怕它三分。

　　全称“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的学联成立于1958年。港英政府早年下了命令，所有大学的学生会必须加入这个组织，故无论是历史悠久的香港大学，还是回归前不久才成立的科大、城大，其具法律效力的学生会会章，都注明学联是唯一认可和必须参加的专上学生联合组织。

　　中大政治学系教授郑赤琰指出，学联等专上学生组织是港英政府控制大学生的“维稳”工具，港英政府会用“挖出来、打进去”的方法控制学生会，除派员吸纳学联的核心成员为代理人，还会指示高级公务员或纪律部队人员升读大学的子女加入学联，从中收集情报或宣传政府政策。

　　香港学联至今很受外国势力青睐。学生关心社会事务，容易接纳反政府言论，所以最受外国颠覆势力的喜爱。

　　郑赤琰指出：“从50年代至今，美国政府一直在透过中央情报局控制其他国家的大学生组织，唆使大学生发动罢工、罢课，进行反政府运动，继而颠覆其他国家政权、或干预别国内政，当中有公开解密文件证明的就有伊朗、刚果、巴基斯坦和智利。”

　　学生们热心社会活动是好事，但如果是糊里糊涂被人当枪使，就很悲哀。更重要的是，多数学生是真心追求民主，而民主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要捍卫别人表达（表达不能以违法或损害别人的方式行事，比如“占中”）的权利。如果替政府说话就是“五毛”，就变成异端被孤立，这种做法岂非跟民主背道而驰？

罢课抗议能收获什么？

卢 纲

　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著《罪与罚》的开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从事激进的政治运动？他们本可以用这些时间专心学习、丰富心智。

　　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左翼政治运动，支持巴勒斯坦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等。幸好那些年正是自由开明的总统里根当政的年代。若在今天，我恐怕已经被送到关塔纳摩湾（Guantanamo Bay）去了。我参加这些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浪费时间，包括逃课。如果我用这些时间研读课程书目上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塔西佗（Tacitus）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著作，那么我对政治、政府和历史的了解和掌握将会更深入，比在抗议活动中喊喊口号、挥挥标语得益更多。但年轻人总是大把虚掷青春时光。

　　但是，大学师长怯于年轻的泛民汹汹之势，以至学生提出罢课参加占中行动的时候，还特意表示支持，这让我颇感失望。香港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些讲师还计划调整课程安排，方便学生参加占中行动。

　　有些大学还做出安排，如果抗议学生遇到麻烦，学校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别这样，应该让他们的父母或法律援助署承担费用啊。如果你违反了法律，就要付出代价。以公帑创办的大学，没有权利这样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何况他们已经承担了香港大学生3/4的费用。

　　教育界人士应该有勇气告诉这些年轻的抗议者：年轻人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如果因此影响学习甚至犯法，那也要勇于承担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