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智库不仅要拥有体制机制、人才、资金等条件,还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智库的文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9月13日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的“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提出,智库的文化是智库的灵魂。
中国智库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智库的发展就像任何一个行业发展一样,既取决于需求又取决于供给。现在中国确实是智库发展的春天,因为当今中国对智库的需求非常强烈。”隆国强说。
从国际来看,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很多机遇与挑战。隆国强表示,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从计划经济、封闭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的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可能更多,更需要智库认真研究“当下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怎样才能趋利避害,抓住这些机遇。”
从国内来说,隆国强认为,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时代,体制在转型、经济结构在转型、社会在转型,整个国家的治理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传统的那一套不管用了,新的一套是什么还需要大量研究和探讨。”此外,信息化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面对信息化这一浪潮,“国家治理怎么办,怎样才能抓住机遇去应对信息化的挑战等。”有太多问题需要研究。
“这些需求给中国智库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隆国强说,为满足需求,抓住智库发展的机遇,我们需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智库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适合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储备大量高端、高质量、高水平的人才,创造开展智库研究的各方面工作条件,比如经费等。
智库的文化是智库的灵魂
“成功的智库不仅要拥有体制机制、人才、资金等条件,还要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智库的文化。”隆国强强调,智库的文化是智库的灵魂。
隆国强认为,世界上成功的智库,在文化上有很多共性:一是中立性,这是智库应有的立场,智库研究要从公共利益出发,每一个国家的优秀智库一定是站在全民利益、国家利益上来思考问题。二是科学性。智库对专业性的要求非常高,因为面对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智库要综合运用社会科学以及一部分自然科学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才能让其研究尽可能地接近事实,接近真相,接近真理。三是建设性。与以批判为己任的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相比,智库知识分子始于批判、终于建设,落脚要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智库来说,光提出问题还不够,还要提出几种解决方案,并说出不同方案的优劣势是什么,然后再让决策者、公众进行选择。
“这三性是智库文化的共性,但不同的智库还有文化的个性,每一个智库所强调的核心价值观是有区别的。”隆国强举例说,哈佛大学,既是教育机构,又拥有大量智库,其核心价值观是真理。耶鲁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是光明与真理。布鲁金斯学会,强调的核心价值观有三个:质量,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独立性,即要摆脱特定利益集团的干扰;影响力,即影响决策又要影响公众。兰德公司强调两点,即客观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
那么,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家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核心价值观又是什么?
“唯实求真、守正出新”,隆国强说,这八个字是这么多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直秉持的理念,是中心领导班子和全体同事共同总结出来的核心价值观。唯实,即尊重事实;求真,即在分析中去找到事实的真相或真理;守正,既指的是研究人员要遵守职业道德,不能抄袭、剽窃,也指的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要始终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出新,即在别人研究基础上去创新。
“之所以将守正出新放在一起,是因为我们认为,作为国家智库,要在对国家、对最广大老百姓利益负责的基础上去研究创新,而不能为了自己的名利去创新。”隆国强解释说,虽然智库是培养大专家、超一流专家的地方,我们也鼓励研究人员要出名、要有影响力,但千万不能忘记,出名的基础是“守正”。
智库文化不是总结出几个字那么简单,关键要落到实处,落到每一个智库研究人员的脑子里。隆国强建议从四个方面落实智库文化:一是自上而下地倡导推行,好的理念要不断地去讲,要深入人心;二是要有名师示范,名师通过身体力行来体现其所在智库的核心价值观;三是要有新旧的传承,通过在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传承智库文化;四是为好的文化和理念提供制度保障。
达巍:美国智库哪些东西不能学
智库据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国现象”。的确,无论看数量还是质量,美国智库在全世界都遥遥领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学习美国智库建设的经验。不过,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运用逆向思维,问一问美国智库有什么是我们不应当学的?所谓“中国特色”,到底要“特”在哪儿?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需要回到智库建设的根本。美国智库产业之所以如此繁荣,一个根本原因是美国的多元主义政治。多元主义认为,人由于各自的利益与价值的差异,会倾向于组成不同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为避免一些人通过结社压制其他人,就需要给每一个团体提供充分宣传自己主张、影响政府决策的渠道,使不同团体互相博弈、平衡,最终实现总体上的社会稳定与利益均衡。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对此多有论述。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美国设计了三权分立、两院制、两党制等制度。美国人特别热爱结社,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得以在法律框架内公开自由活动,捍卫自己的利益与价值,并力争使其最大化。
美国智库群体正是这种多元主义政治运作的产物。如果用同心圆来比拟,在美国政府核心决策圈之外,存在着一个由智库、媒体、利益集团等形成的影响圈。智库一方面通过撰写研究报告、提供专家进入政府、参与咨询、个人关系等途径向决策内圈施加直接影响,另外一方面则在社会层面制造舆论,对决策内圈施加间接影响。
由于直接影响常常是静悄悄的、私下进行的,因此从外围看,很多美国智库似乎都在不断地搞活动、办会议,研究人员不断接受采访,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扩大社会影响力确实是多数美国智库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智库应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之一,但是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两个问题。
其一,智库不是媒体。近10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美国一些新兴的小型智库与媒体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一些智库把工作重心几乎全部放在传播之上,根本没有像样的研究队伍,其研究质量自然让人无法恭维。相反,那些优秀的美国智库都拥有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而且与美国决策层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这些老牌智库尽管也重视大众传播,但是他们都能够在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研究与传播之间保持平衡。
其二,智库不是游说组织。理论上,多数美国智库都标榜自己是跨党派、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但在实践中,情况则要复杂得多。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美国内政外交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社会分裂加剧,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倡议型”(或译为“鼓吹型”)智库开始粉墨登场。这些智库非常明确地代表或左或右的政治立场,或者在某些具体政策议题上持有鲜明而且固定的看法。在一些案例中,智库与游说组织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来。由于其强烈的预设立场,一些智库撰写的研究报告读者不用看就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对其学术声誉造成了一定影响。
智库建设的“中国特色”,首先必然反映在中美智库建设的不同政治基础之上。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智库建设,后面跟着一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也就是说,党中央提出加强智库建设,目的是要服务政府决策。由于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无需由智库去代表或服务社会中的不同的“元”,因此中国智库建设的重点应该是质量而非数量。由于中国政治不是多元主义的,因此中国智库虽然也需要追求社会影响,但没必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塑造舆论、然后再去间接影响政府决策之上。由于中国政治现状并不是充分多元的,因此中国智库更需要有意识地与那些或左或右的思潮、或者特定利益集团保持距离,以免公器私用,撕裂社会共识,服务特定人群。
20世纪美国智库建设经历过三次浪潮。迄今,最令人尊敬的仍是为数不多的第一波研究型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第二波政府委托型智库(如兰德公司)。第三波倡议型智库当中,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也拥有较高声望,原因仍是由于其拥有强大的研究团队。中国智库应该向美国同行学习的,是其研究独立性、研究质量以及与政府密切的沟通渠道,而非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ev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