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改革时至今日，诱人的改革红利使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可谓人心所向，令人翘首以待。然而改革进入纵深境地，一步失误亦可导致全盘皆输，这令顶层改革的舵手和设计师们举棋不定，深感举步唯艰，已经不是简单地通过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回想30年前的经济改革初期，许多改革方案从头开始。改革的关键是全民动员，任何简单有力的方法和行之有效的方针都可以令人激动，年年可制造GDP增长的神话。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让一些人先富起来，谁不改革谁下台”等口号一言九鼎，无不令人欢欣鼓舞。然而时至今日，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诸多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叠加在一起。改革需要有科学，完备，和智能化的载体和平台，才能推动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才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才能有效破解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发展难题，以及成功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考验。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复杂而庞大的体系，体系的周密运转必然需要有公共、开放、智能化的国家治理平台，通过各领域、各行业无缝对接的服务模式，形成一个囊括各种政府职能，实现改革开放目的，服务社会各个领域，并适合社会各阶层参与的科学治理环境。

建立公共、开放、智能化平台便于改革的实施。顶层设计至关重要，但先进的、现代化的执行方法和模式是发挥制度作用的关键环节，执行力度和效率是制度力量的具体体现。因此，提高科学的，智能化的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至关重要。如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怎样弥合利益分歧、纾解分化焦虑，如何促进社会公正，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环境，筑牢社会保障的底线？这些问题，既是顶层设计的命题，也同样是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回避的考题。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实施将会涉及数千个公式和参数，数百个功能机构与执行部门，多行业的智囊和咨询机构，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的通力协作，以及全国人民在各个层面的支持与参与。这样复杂的系统需要智能化，网络化，大数据化，和大信息化的技术架构。否则，就连统筹庞杂的地方治理机构都会顾此失彼，难怪会导致“政令难出中南海”的窘迫局面。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红利。要始终坚持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受益。要建立更加公平有效的体制机制，注重利用增量带动理顺利益关系，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笔者认为这也是搭建国家综合治理平台的发展目标，即通过一个公共、开放、智能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合作与服务平台，高效传递改革动力，为全国人民提供服务与获取红利，通过公民共同参与以及社会共享资源和成果，快速营建和谐发展的环境，形成一种发达社会的完整运作机制。

在技术层面，开放型智能平台通常应由多数据中心联合驱动，足以支持各种开放的应用程序，各行业和板块的专业系统，以及大规模的内容市场。平台上各种应用程序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估，广泛的用户测试和试用，性能稳定后通过云端和网络快速传递和推广到各运用领域及消费者。现代化发展的生态环境要求这样的综合智能平台应具有非常大的规模和非常高的流动性，适宜各行各业的新应用程序不断引入，而效率低下的旧程序则可快速退役。现代化发展的规模化运作要求平台服务内容也将以非常高的速度大量产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市场和用户需求进行安全存储和迅速更新。智能化基础配套设施要求对敏捷性的资源分配，可扩展性，可靠性，问责制和安全性都有可靠保证。平台追求高效的成本效益，要求其基础设施是流动的、柔性的，各种应用工具乃至整个系统均可以容易地复制，重新利用，重新编程，以及添加新的功能。系统的智能化管理和控制应保证平台使用低能耗和低运营成本来提供高效的资源使用率和高度可用性。这种基于云计算的虚拟基础设施架构是开放结构的，开源的，允许各种子系统的联网，对接和整合，以便支持快速推出新应用程序以及提供配套资源的配置方案。

开放社会共享平台，通过合理的参数配置，可促使科学治理与中华文化根源的结合与交融。目前中国社会凸显中华传统伦理和精神的沙漠化。周晓虹近期在《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发表博文“中国社会心态危机蔓延”一文指出：“中国社会的消极心态是伴随着巨大的社会转型出现的，这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物。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使得我们降低了对获得改善的满意度，同时提升了我们的期望值，眼光越来越高，不满却越来越深。”资源不能共享，改革红利不均衡，导致先富与共富之间演化为社会阶层矛盾的趋势。改革开放30多年中，人和人、群体和群体间的差异被拉大。刚富裕起来的人对获得的财富非常看重，只有显摆，不愿共享。她提出长线的危机处理方法：“我们的教育必须改变，否则，中国人会成为世界上最物欲、没有精神追求的人群。”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须建立在孕育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意识形态上。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积淀和中华民族对国家发展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滋养，也是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资源。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凝聚着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的集体记忆和集体呼唤，形成了独特的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包含和发扬光大优秀而深沉的中华传统。这些中华文化基因和精神元素同样需要通过一个公共、开放、智能化的合作与服务平台得到彰显。因此，智能化国家治理平台可以作为智能社会主义对中华传统伦理和精神的传承。

通过智能社会管理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大国治理》所提炼的精华内容，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总体应包括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高效化这七个基本的要求。这构成一个复杂而曲折的操作过程。拿大国治理体系来说，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展开的观点可以说是纵横交错、相互关联。至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条战线的治理；包括民主、监督、法制、规范、文明、协商、科学、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各个要素的建立和运用；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各个层级的治理等。最近在高层有一个新颖的、也是古人曾经提出的观念，将国家治理比喻为如烹小鲜，奢谈“烹鲜学”。这个提法的跨度太大了，也太笼统了，如果没有智能化超级国家治理平台，恐怕连原料都搞不清楚，何以治大国家如烹小鲜？

在21世纪，任何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都要实现现代化。现代社会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生活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要适应这四化的要求，才算是现代化。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运用现代化手段，包括大数据背景下的新型互联网等，才能称得上现代化。在这里，社会信息化是关键，没有先进的技术架构，没有云计算，大数据，虚拟与流动的信息掌控，大型云数据中心的超级引擎，就不能建立治理大国的基础架构，不能真正实现社会信息化。

发展公共、开放、智能化平台，科学地推进市场改革。我国目前的市场体系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条块分割形成碎片化的市场格局；二是部分市场还没有对所有主体平等开放；三是由于部分行业的垄断导致竞争性缺失；四是市场尚未建立在公平透明规则的基础上；五是商品市场发展比较快，但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非常落后。这些问题也是东、西方世界所共有的，是经济发展模式基于自由市场的通病，关键在于社会资源共享不畅，开放性社会协作失调，以及有效的管控与协调机制的缺失。改革是科学化的进程，需要优化的管理环境，以及灵活的危机排除机制。深化改革要从发展公共、开放、智能化市场与政务管理平台开始，使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改革的目标在同一平台上相互参照，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与市场体系。

搭建开放、智能化市场平台，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目前的中国社会舆论过多关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具体表现在GDP的增长率。其实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效率。只要效率提高对GDP的贡献在提升，经济增长平稳不是坏事。然而没有开放的智能化市场平台，保持平稳经济运行就难以持续。重政绩，拔苗助长，短期效应的，不讲科学的高速发展不可取；轰轰烈烈、杀鸡取卵，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更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因此我们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要重技术，讲科学，按步就班，谨慎实施，要特别注重如何投入小成本而产生明显的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我们要“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构建总体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和管理制度，以此带动科技其他方面的改革向纵深推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立一个好的体制保障。通过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立决策、咨询、执行、评价、监管各环节职责清晰、协调衔接的新体系。”这虽然是对国家科技资源整合的顶层设计，但也标明新的国家改革的战略和思维：以现代科技创新与发展的动力来带动改革，建立开放的、综合的国家治理平台。保证在国家范围内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定位清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管理制度。

21世纪的今天，智能化平台席卷全球教育，管理，商务及市场。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加快，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背景中，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已从缓慢的生态进化激发到跳跃式的环境更新。纵观世界工业革命的发展路径，从19世纪争夺地盘，到20世纪抢占市场，再到今天21世纪共建平台，深度经济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把基于新一代技术创新：高速网络、云计算、大数据的智能平台作为国家综合治理的政策载体和运行机制。这将保证改革沿着安全航道向纵深高速发展。展望未来，一个基于共享、开放，智能化平台的智能社会主义轮廓如东方红日，呼之欲出，她将为西方文明所青睐，也为东方世界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