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正在形成被生活的“奴隶”：孩子的奴隶，汽车的奴隶，房屋的奴隶，工作的奴隶，职称的奴隶，名誉的奴隶……最后，因为日渐稀缺的墓地资源，还要让自己成为墓地的奴隶。

　　这就是说，中国人至今，从生到死都已经成为生活中的“奴隶”，一千万养老还不够，这是多么可怕的结局。

　　人人追求财富，最风险的是住房的奴隶，还债需要几十年，最普通的是汽车的奴隶，每天为开好车操心；人人追求幸福，最操心的是孩子的奴隶，为培养下一代服务，最辛苦的是工作的奴隶；人人追求生命，最重要的是名誉的奴隶，生命价值诚可贵，最可悲的是墓地的奴隶，听说“生的起，死不起”。

　　当然，每个人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分清轻重缓急设定评判标准，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失去了自由，无报酬，有付出，身心每况愈下。而且，许多人既是住房的奴隶又是孩子的奴隶，既是工作的奴隶又是名誉的奴隶。

　　在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被生活所束缚，真的有过这样的社会，历史叫做“奴隶”的社会。当然社会体制完全不一样，然而对人的自由配置程度发生的机理一样，人们的行动渐渐受到某种程度的束缚，这种生活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我们是否到了现代经济的“奴隶”社会？

　　所有的“奴隶”，是围绕权力、财产、精神交易着的；所有的“奴隶”，失去了自由自在的人类生活常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

　　如今，人们可以做快乐的奴隶但没有自由；当然，人们也可以或者更可能选择做一无所有的自由的人。

　　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自主选择，意味着创业的风险，意味着背井离乡和失去家园。意味着不断展开的新生活、新痛苦、新意义，这便是新的生活观念；而创造是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在一切可能生活中的创造，假如你的欲望在于追求生活的自由，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创造，塑造独立的人格。

　　对中国人来说，独立人格塑造，无非是独立的经济人格，独立的社会人格，独立的思想人格。这三者塑造很难，因为精神自由要有一个安全的外在环境，劳动创造要有主动取舍的物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