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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 美朝核外交：经验教训和下一步行动
金杜妍（Duyeon Kim）, 悉尼·塞勒（Sydney Seiler）, 罗伯特·格鲁奇（Robert Gallucci）, 维克托·查（Victor Cha）
2014年10月21日，华盛顿特区 | 10月21日是《朝美核框架协议》签署20周年。这项协议的签署使朝鲜冻结了核武器项目，其条件是由美国提供核动力反应堆和最终实现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协议遇挫并最终解除之后的十余年间，历届美国政府似乎都用尽了各种可能的政策工具，来制约朝鲜不断增长的核力量和导弹实力。
在卡内基举行的会谈中，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中曾与朝鲜直接接触的关键人物分享了他们的见解和对未来的建议。会议由卡内基的金杜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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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安全 国家安全危机
达维德·罗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乔舒亚·博尔腾（Joshua Bolten）、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
2014年10月30日，华盛顿特区 | 从中东到东欧，世界各地危机四伏。现在，一个由敌对势力和危险的非国家行为者组成的日益壮大的集团正对国际秩序造成新的威胁。随着紧张局势升级，世界将目光转向美国和奥巴马总统，期待美国掌控局面。美国能否响应这一召唤？
在《国家安全危机》（National Insecurity）一书中，达维德·罗特科普夫分析了最近两届总统及其顾问是如何在9.11之后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艰难行进的。作者从他们的痛苦失败谈到巨大成功，并展望了美国将再次掌握领导权并恢复全球平衡秩序的未来道路。
达维德与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前白宫办公厅主任乔舒亚·鲍尔顿讨论了书中概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势与挑战。小组讨论会后安排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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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 美缅关系：奥巴马出访的重要意义
苏姗妮·迪马乔（Suzanne DiMaggio）、普丽西拉·克拉普（Priscilla Clapp）、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2014年11月18日，华盛顿特区 | 当奥巴马总统前往缅甸出席11月12日举行的东亚峰会和美国-东盟首脑会议时，缅甸政府正面临巨大压力，要求政府修改偏向军方的宪法并实施真正的改革。奥巴马的出访恰逢美缅关系的一个微妙时刻，也正值缅甸2015年总统大选前夕。缅甸观察家将敏锐观察奥巴马将如何应对这些重大问题。
在由新美国基金会赞助的对缅甸的一次近期访问中，苏姗妮·迪马乔和普丽西拉·克拉普会见了众多各高级部长、政治家、少数民族和民族社会领袖，以及企业界人士。他们将会探讨各自的发现，对奥巴马出访的判断以及对美缅关系未来的预测。
该活动由新美国基金会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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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关系 新国防方针时代的美日同盟
神谷真武（Matake Kamiya）, 加藤阳一（Yoichi Kato）, 詹姆斯·普里斯特（James Przystup）, 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2014年11月21日，华盛顿特区 | 美日两国正在步入修改国防合作方针的最后关键时刻，此时正值日本政府准备立法将内阁于7月作出的历史性决定写进法律，以行使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并通过国际合作推广其“积极和平主义”（Proactive Contributions to Peace）。
神谷真武教授和专栏作家加藤阳一将探讨这两个提案的最新进展，并考虑这对盟友可能采取的措施及长期影响。美国专家将加入他们的分析。随后会邀请该政策项目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一次集体讨论。会议将由卡内基的詹姆斯·肖夫主持。
本活动由日本国际关系论坛和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协会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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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政治 东南亚民主进程暂时受挫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唐韵（Yun Tang），《日经亚洲评论》
2014年10月16日 | 印度尼西亚、缅甸甚至泰国的例子表明民主退步固然值得忧虑，但不应为此感到绝望。它们提醒我们，民主进程既不会一帆风顺，也无法事先预测，而是一个存在着周期性进步及偶然性倒退的复杂过程。当精英企图蚕食个体自由或撤回民主改革时，民主制度可能会遭到破坏，但民间社会拥有反击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印尼显现，在缅甸成长，并在泰国受到暂时性的抑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应当对这种情形予以关注。东南亚今天的抗争可能就是其他国家、地区在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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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认清中国的可持续增长率
黄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
2014年10月24日 | 未来二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如何，学界莫衷一是。许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应当提高个人消费以应对下滑的需求。然而黄育川指出答案在于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中国政府预算的规模异乎寻常得小，对于首都北京和其他省市之间的收支分配也不合理。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并扩大政府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率， 中国有望维持7%的增速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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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 俄罗斯正增强与中国的联系
迪米特里·特里宁（Dmitri Trenin），《中国日报》
2014年10月13日 | 中国总理李克强正出访俄罗斯，以出席一次两国政府首脑的常规会议。自4月首次宣布此次出访行程以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局面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从而使中俄关系变得更为重要。在外交政策领域，俄罗斯不会用中国取代欧洲，而是明智地加强与中国的密切联系，使中俄关系达到与俄罗斯和欧洲邻国之间关系类似深厚的程度。如果西方制裁有助于使俄罗斯更好地了解中国和关注东方的机遇，那么也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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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视角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The Military Dimension
美国陆军学院战略研究所报告，2014年9月 | 在美国再平衡政策上的争论主要围绕该政策的具体实施和中美关系的走向。中美关系越紧张，两国在处理其他世界事务上的注意力就会越分散。在习近平主席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导下，美国再平衡政策的具体军事实施对中国及该地区其他国家所发出的信号就更具有战略的意义。本文就美国陆军在美国再平衡政策实施中所起的角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蒂尔首先勾画了中美关系的四种未来可能：零和竞争、在多极化持续下的增强的敌对关系、在多极化持续下的减弱的敌对关系、和平的领导权更替。 第三种关系无可厚非地成为美国的优先选择。在这种关系中，中美更多的是安全上的伙伴与防御性平衡，少有露骨的竞争。实现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中国多大程度的满足于现有的国际准则而不求改变。
以第三种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美国的政策应该为鼓励“好”的行为最大程度地提供动机，对“坏”的行为采取威慑，并积极求得其他相关国家的参与以形成一个以“威慑”和“安全保证”为中心的多边环境。这种政策有些高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力，但对于塑造中国的预期和行动，美国至少拥有一定程度的主动。另外，这种政策的成功也取决于中国方面的有效回应。中国国内现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政策势头，我们很难判断这些势力之间的较衡，但美国的行为有可能会助鸽派一臂之力。 落实到具体的军事实施上，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由于亚太地区主要是一个海洋区域，美国的再平衡政策体现在军事上主要由海军和空军牵头，以维护航海自由为核心。空海一体战设想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显而易见。中国以发展海军及海上力量的回应进一步造成了两国在西太平上的竞争势头。
为扭转这种势头，美国的军事侧重有必要转移到陆军上来。一方面，中国依然是一个以陆地为主的大国。中国长期的军事战略依然以陆地的防御能力为主。世界上最大的10支陆军其中7支都在亚洲，亚洲27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的军事最高统帅都来自陆军。另一方面，通过在陆地占据优势进而造成间接威胁，美国避免了直接威胁中国安全，从而在“安全保证”的基础上更好的达到“威胁”的效果。在争取其他国家参与方面，美国陆军也有着极大的优势。美国陆军在反暴动与安全协助方面的丰富经验——1930年代在菲律宾、1945-1950年日本、哥伦比ߜ2;、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对亚 洲国家乃至中国都有着很大的学习和利用价值。因此，一个转向以陆军为主导的再平衡军事政策有可能更有效地实现“威慑”而不“威胁”的战略目标，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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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国和日渐变暖的地球》
China, America and Our Warming Planet
约翰·克里（John Kerry）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14年11月11日 | 中美两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也是前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有责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因此，日前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在APEC领导人峰会期间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联合声明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里程碑，是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克里组建的中美气候变化工作小组的重要成果，更是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助推器。美国国务卿克里希望此协议可以激励其他国家提出自己的减排计划，跨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界线，为十二月即将在秘鲁继续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二次缔约方大会注入新的活力。
联合声明内的众多目标也值得关注。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克里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基于对整体经济评估后作出的预期，不仅会在新能源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会带来更加清洁的空气。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克里在文末指出中美两国求同存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标志着气候变化谈判已进入新阶段。他呼吁各国继续推广低碳经济，携手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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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恐惧与反感》
Fear and Loathing in China’s New Economic Normal
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 III）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4年11月13日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久前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到亚太各国应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中美双方还对放宽签证条件和扩大《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ITA）范围及减少碳排放达成了协议。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势头良好的大背景下，作者分析了近期发生的几起外国在华企业被调查的事件，认为虽然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整体方针，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规，政府机关的盲目行为很可能会伤害到经济改革的核心。
作者首先将习近平在APEC上的讲话与他一个月前称赞反对西方的网络作家周小平相对比。作者认为中国对外国人和外国企业一直以来都持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但最近转为了直接的排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下滑。今年九月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在华外商投资总额下降到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改革倡导中国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化，四中全会提出了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和司法体系。四中全会同时提出要放宽地方的监管，这是中国对经济监管的根本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同发达国家一样，保障商业依法运行，默许大部分经济行为。当然，习近平的经济新常态政策将会转变政府、商界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这将威胁到既得利益者。
之后，作者指出中国利用反垄断法将矛头指向跨国企业不仅仅是满足执法的目标，还有满足大众的排外情绪的目的。人们认为外国企业在中国赚得钱太多了，这在对高通和微软的调查中有所体现。而针对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行贿和麦当劳等快餐公司供货商美国福喜公司食品安全问题，作者指出虽然这些公司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在同行业中却见怪不怪。中国调查这些事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也是试图保护中国本土企业在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尽管公平竞争和公共食品安全对于各国政府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个透明和统一的规范体系会让中国本土和外国的企业同时受益。
文末作者指出监管者只是在问题发生后调查，缺乏明确的目标。而且监管过程中没有正当的程序，透明公开的调查和明确的解决途径。这可能会让调查沦为不公平竞争者的工具。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改革不能像邓小平当年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这次改革要有鲜明的目标和路线才能达到习近平所强调的公正公开，负责任的经济新常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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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多边主义：联合国大会中的贿选问题》
Democracy and Multilateralism：The Case of Vote Buying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大卫·卡特（David B. Carter）, 兰德尔·斯通（Randall W. Stone）
《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2014年10月21日 | 在联合国大会中，民主国家更常支持美国的立场。为了探求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运用策略统计模型，考虑了联合国大会的参会国的投票意向、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程度和美国对外援助关联性的可靠度等因素。最终作者得出结论，经济水平低的民主国家的立场和投票意向更容易和美国相左，它们和美国并不共享一系列民主价值。但是，由于美国对民主国家所作出的援助承诺更可能兑现，从而给贫穷的民主国家造成更大的压力，使之在联大投票时支持美国。
作者分析，民主国家出于争取中间选民的需要，常常比独裁国家更反对美国的政策。随着冷战结束，民主国家和美国在解决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国家带来的核扩散、恐怖主义、外交僵局等问题上产生新的分歧。此外，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华盛顿共识对民主国家的政府造成过多限制，使得这些国家更容易反对美国的政策。这一点在联大投票中有所体现：尽管美国主导的提案大多得到了通过，但是反对美国的提案也能得到足够多的票数并得以通过。
作者认为，不发达的民主国家仍然在联合国大会中更支持美国的政策，不是因为其利益一致，而是因为如果目标是民主国家，美国更容易实现其威胁或承诺，通过对外援助控制这些国家。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通常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更为频繁，也就是说不发达的民主国家和美国的贸易往来更密切。这意味着，民主国家在经济发展更依赖美国，从而在联大中更容易支持美国以换取实际的好处。
作者在分析数据时将样本分为冷战结束前和结束后两组，发现美国的策略在两个时期各有侧重。冷战结束前，出于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的需要，美国倾向于惩罚左翼政府并“奖励”右翼政府。这一特点在冷战结束后就消失了。不过，美国对民主国家采取的策略在冷战结束前后都是一致的。
作者将策略统计模型和其他的非策略统计模型对比后得出结论，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的确对联大投票有着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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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党内腐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arty：China's：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郭学智（Xuezhi Guo）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terly），2014年8月27日，第219期 | 中国学界一直缺少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系统性研究。因此，作者希望开展一项具体且全面的调查，深入了解这一机构的历史、功能、组织架构、内部机制与运行模式，并最终提出其缺乏自主性的结构性原因。
中纪委成立于1949年9月，其重要作用在于实施党内纪律教育，以保证党的思想领导。从组织关系上看，中纪委受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各级纪委受同级党委领导，因此纪委组织自建立之初就不独立于党组织而存在。在毛泽东时代，对于腐败的控制大多借助于组织部与宣传部发动的群众运动，纪委组织仅仅起到辅助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纪委组织甚至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1978年宪法加强了中纪委的作用，并确定其书记将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员。自此之后，中纪委的组织架构迅速扩展与完善。虽然在赵紫阳的领导下，中纪委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是八九学潮之后，党中央明确将中纪委作为法律系统的替代机构，用于直接打击腐败，以保证其领导地位。
自1993年与监察部合并之后，中纪委扩展至29个部门，由100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相比于毛时代，其制度化运作水平明显提高。一般而言，中纪委的运作始于多渠道的上诉机制，包括投诉、检举与巡视。多重上诉机制确保了案件被考虑的可能性。在上诉之后，中纪委将开始着手搜集证据，初步确认，申请立案，调查取证，案件听证，施行惩处。一旦立案，涉案官员将被“双规”，以断绝他们通过“关系”、“人情”和地方保护干涉调查。中纪委在立案调查中缺少权力上的制约，在递交证据后又由党委做出判决，因而难以保证客观性。
共产党的绝对领导、纪委组织的从属关系以及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决定了纪律检查机制的低效性。地方保护主义在邓小平的放权改革后显著抬头，各级党委始终保持着对于同级纪委的控制。由于各级纪委受到中纪委与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它们成为了地方权力的维护者而非监督者。虽然在2004年4月之后，同级党委对纪委的领导宣告结束，但是地方党委依旧可能通过现有权力阻碍纪委的监督。
虽然纪委独立性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正常运作，但是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作用不容小视。增派中纪委巡视组的决议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垂直管理，习近平加强纪委独立性的决心也使得纪律监察机制更为有效。但是，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其错综复杂的腐败网络，纪委的反腐任务依旧任重道远。
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产生了经济至上与经济优先的思想，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在这一背景下，腐败调查经常与经济政绩挂钩，地方官员也更乐意与商人勾结。作者总结出四个阻碍纪律检查机制的因素：不完善的法律机制、“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思想、复杂的关系网络与混乱的大众投诉。
中国共产党在腐败问题上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作者建议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促进“制度反腐”：建立条件性赦免，使腐败官员有动力交还腐败金；任用新官员并加强“财产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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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朝鲜的市场影响力》
China’s Market Influence in North Korea
吴瑞利（James Reilly）
《亚洲概览》（Asian Survey）, 第54卷第5期，第894-917页 | 中朝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往来自2005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鼓励企业在朝鲜投资的政策确立后不断加深。2011年中朝贸易额占朝鲜总贸易额的67%，如此大的比重不难看出中国对朝鲜的市场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从朝鲜国内政府机构的变化，中朝日益加深的合作和朝鲜行为与思想的变化三个方面研究了中国对朝鲜经济改革的影响。最后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尽管朝鲜的改革较为有限，但是中国与朝鲜日益加深的经贸往来的确促使了朝鲜向市场经济转型，也加强了朝鲜语外界的联系。
作者首先研究了转型影响（transformational influence）这一概念。经济强国试图通过其丰富的经济资源让一些经济弱国产生经济依赖，之后再利用经济优势去影响这些国家。中国通过对朝鲜采取经济制裁试图说服其放弃核武器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在由上至下的影响方式，即目标国由于从经济联系中受益从而推行相应的政策去配合施动国所倾向的改革。但是作者指出通常不被人注意的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转型影响模式。
作者认为中国对朝鲜的接触方式与韩国对朝鲜的“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不同。与韩国政府在“阳光政策”中高调介入的立场相反，中国政府采取的是间接的方式。中国与朝鲜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两国密切的投资日趋增加。为了促进边境贸易，中国政府允许朝鲜个人和公司在中国开设银行账户。此外中国不希望将投资者的利益作为赌注，因此要求朝鲜为想要投资的企业提供有利的政策。
之后，作者研究了朝鲜国内政府机构的变化，指出转型影响将会鼓励朝鲜模仿中国建立国内的机构。比如，朝鲜建立的黄金坪和威化岛经济特区及之前的罗先经济特区都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建立的。朝鲜也设立了大丰国际投资集团（Taepu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roup）和朝鲜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以便吸引和管理外商投资。
在中朝日益加深的合作方面，作者以罗先经济特区为例进行分析，指出目前至少有8家中国国有企业在罗先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丹东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了中朝合作的桥头堡。
最后，在朝鲜行为和思想的变化方面，作者以在丹东召开的首届中朝经贸文化旅游博览会上逾12亿美元的合作金额为例指出朝鲜商人正在学习市场经济的含义和运作机制。朝鲜的开放也体现在使用人民币结算边境贸易和持续增加的手机拥有量。在对中国的态度方面，越来越多的朝鲜官员在考虑借鉴中国的改革经验，虽然之前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死胡同。
文章结尾，作者将朝鲜逐渐发展成为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和与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归功于与中国日益加深的经济交流。转型影响最可能在如朝鲜这样的与世界高度隔离的国家发生，在民主和开放的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交流不会产生重大的转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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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系的真正问题:公平性困境》
China and Japan’s Real Problem：Enter the Fairness Dilemma
尼古拉斯·赖特（Nicholas D. Wright），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
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2014年11月2日 | 中日关系自2012年在东中国海的岛屿争端开始持续恶化，特别是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更是将本已紧张的关系推向了白热化。中日关系不仅是美国眼中的安全困境，还是中日立场上的公平困境。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入手，引入决策时的公平的概念。作者进而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中日两国对公平的理解的不可调和性。最后，作者建议美国决策者采取“后退一步，前进三步”的策略。
首先作者引用科学研究表明人会为所谓的公平牺牲其他的东西。公平困境表现在各方都会被自己认为是正确和正义的行为所引导，尽管有时可能会意味着自己需要承担很高的代价。对方却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公平的，有侵略性的或是有风险的。因此一方只需要追求正义或是拒绝接受不公平便会采取行动。以中日问题为例，公平困境会将一些随机事件的潜在影响扩大化同时也影响到了中日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在中日关系中，两点因素将中日两国带入困境——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当代国际体系中公平的理解。
作者表示虽然两国的看法在本国自己眼中都十分具有说服力的，但在事实上是不相容的。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并没有巨大的区别。日本为参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并已对其在亚洲很多国家犯下的罪行道歉。在大多数日本人看来，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正视历史，任何关于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指控都是完全脱离当代日本政治社会现实的。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日本曾大肆掠夺中国的财富，并一直试图美化在战争中杀害大量中国平民的罪行。中国致力于挽回战争损失并建立反映当代地区实力的新型外交关系。而日本则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表示会遵循国际法的相关准则。中国通过历史的角度去看公平和正义的问题从而认为本国的主权主张可以超越法律的范畴。中国并不是由于自己强大了所以才有对领土的主张，中国一直以来都有对领土的主张。
最后，作者给美国的决策者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来应对公平困境。第一，后退一步。各方都要从北爱尔兰问题，德国对二战的认识等历史上解决公平困境的例子中吸取经验。道歉的重要性当然不容忽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沉浸在过去。中日两国也要对本国和他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更加清醒的认识。第二，前进第一步。美国可以促成中日间政府和学术对话，讨论两国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由于日本希望完全依靠法律的途径解决争端，中日双方可以讨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帮助。中国对历史因素的看重也可以促成学术界研究已有的档案，明确事实。第三，前进的第二步。中日和其他相关国家应该开始发展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解决东中国海问题。各方可以就海 洋资源分配，海上安全和海洋生态环境等问题交换看法。第四，前进的第三步。日本可能会在立场上作出巨大的让步，接受岛屿的主权问题有争议的事实。但前提是中国必须接受多边谈判协议并且减少扩张，在有争议地区与其他国家公平分享资源。这样做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两国即在现有基础上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又从绝对的主权主张中后退一步。
文末，作者指出公平困境的解决需要一定领导力和政治愿望。明确公平困境之后可以展开相关的讨论以防止悲剧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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