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与过去35年已大不相同，曾经成功指引或规范中美关系发展的既有框架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迎接这一新变局？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之路该怎样走？

　　回顾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谓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时间节点上看，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会后十余天，1979年1月1日，中美对外正式宣布建交；四周后，邓小平历史性访美。

　　历史的演进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联系起来绝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没有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而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难以顺利展开。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今天，站在下一个35年的新起点，中美关系呈现出四个新特点：

　　首先，两国实力对比出现重大变化。“9·11”以来，美国深陷两场战争、一场危机，经济低迷、社会动荡、政治极化相互影响，软硬实力遭到重创，过半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而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综合国力发生重大飞跃。

　　其次，亚太地区愈益成为两国竞合博弈的“战略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不是一次简单的战术性“再平衡”，而是一次兼顾历史与现实、涉及内政与外交、连接军事安全与政治经济的战略重心东移。虽然并非全部冲着中国而来，但其力量布局、战略投入及各种造势，对中国已经构成军事、外交、经济、政治乃至心理上的全方位挑战。

　　再次，两国战略基础出现重大变化，旧有基础松动，新的基础待建。本世纪头十年中美关系得以顺畅发展的“双引擎”——经贸合作与反恐合作，同时出现松动。一方面，美国的全球战略从反恐转向应对新兴大国；另一方面，中美双方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美经贸关系传统意义上的互补性在减弱，竞争性在增强。

　　最后，两国决策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大。中美关系越来越被所谓“第三方因素”所干扰，近些年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博弈，多涉及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家。这是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而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新特征所决定的，在以往两国关系史上并不多见。

　　上述四大变化加在一起，表明中美关系与过去35年已大不相同，曾经成功指引或规范中美关系发展的既有框架（大体包括三个联合公报和三个联合声明）已难以完全适应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何迎接这一新变局？未来中美关系发展之路该怎样走？

　　第一，两国需努力发展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其说是一张现成的路线图，不如说是一个目标、一种愿景，是用以规范两国关系新阶段发展方向的一种精神原则。它要求两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言：“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

　　第二，两国战略界、理论界、学术界应群策群力，加强合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这座大厦提供理论支撑，增添丰富内涵。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此显然缺乏足够的解析力，而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尚在形塑过程中，这其实为从理论上探讨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绝好的契机。

　　第三，需要两国用具体的实践去检验和修正，从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良性循环。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是解放思想、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有益尝试。

　　第四，两国需更加主动地塑造内外环境，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扫清不必要的障碍。从内部看，中美两国应将如何互学互鉴尽快提上日程，从而使中美关系为各自的国内发展服务。从外部看，如何摆脱冷战思维的干扰，用合作共赢的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姿态构建新型合作框架，是未来值得大力尝试的外交方向。

　　最后，两国需加深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奥巴马总统在APEC期间的“瀛台会”时表示，经过深入交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这种认识，对于未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实在难能可贵。加深两国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项必须坚持不懈的工作。

　　较之过去35年，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更复杂也更脆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关系继续前行的唯一选择，舍此别无他途。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将再次创造中美关系又一个35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