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性学与性学家的新闻频繁曝出,恰恰挑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先是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坦承,她与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伴侣同居17年;接着,彭晓辉视为“学术女儿”的性学女硕士彭露露被曝出家,性学、女生、曾求职受挫等关键词引爆舆论;而彭晓辉本人,也在一个多月前的广州“性文化节”上,遭受“反色情联盟”成员泼粪攻击。社会及公众为何如此关注性学,对性学及性的认识又存在哪些误区?
“只能做不能说无任何的道理”
记者:李银河的私生活为何如此受公众关注?你怎么看待她的自我披露?
彭晓辉:李银河本身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她在性学领域非常出色,不只做研究,也做公众普及教育。再加上有人恶意介入,让她不得不披露私生活,这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
但由于一般民众没有接受过性学教育,不懂得什么叫性倾向,对此产生了很多误解。李银河说自己是异性恋,她的伴侣“大侠”也是异性恋,我同意她的说法。因为最新的性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的性倾向并不是由对方的生理性别来确定的,而是她/他的心理性别来确定的。
记者:感觉和性学沾边的新闻,总是格外引起公众兴趣。
彭晓辉:因为大家觉得“性”这件事是不可谈的,而我们这些性学家敢于公开谈,容易引起注意。我们并非刻意去谈,只是面对大众的性知识匮乏,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普及的性教育工作,这才引起大家对“性”的过于敏感。所以,社会需要有一个“脱敏”的过程。我以前说过,等什么时候性不引起关注了,媒体都不采访我了,这才是正常的——为什么大家不关注你今天吃饭没有,因为吃饭是个人必须以及习以为常的事情。
记者:之前李银河也提到,“在中国,性从来是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它是人人内心隐藏的一个‘肮脏的小秘密’。”
彭晓辉:这就是性学不普及的结果。如果把性视为“只能做,不能说”,这不是不讲道理吗?既然性与人生密切相关,你做都做了,为什么不允许别人去研究、去宣传性知识呢?!
“把性学研究等同于色情是一种极大污蔑”
记者:“广州泼粪事件”发生至今,你的心理创伤平复了吗?
彭晓辉:我是专业人员,知道人受创伤之后会有创伤综合症出现,有一段心理应激期。我调节后算是度过了这个负面心理调整时期,难受也就那么几天。我的学生知道后,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关注我,支持我。刚好一周以后,我们学校有一个计划中的讲座,是历史上最爆棚的一次,学生们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对我也是一种心理抚慰。我知道绝大部分人是站在我背后支持我的,所以我那天一开始就对大家说,“与其说是我给了你们性学知识,倒不如说是你们的选择成就了我的性学研究和普及的性教育工作。”
记者: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遭受“反色情联盟”的攻击?
彭晓辉: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些性学家的工作卓有成效,他们作为保守禁锢观念的代言人,感觉受到了威胁。事实上,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科学逻辑性可言,只是打着维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罢了!难道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就是反性的伪科学文化?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记者:当今社会上是否对性学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彭晓辉:太多了,首先就是有那么一些“不甘寂寞”的禁锢主义者,不明不白地把性学研究和性教育等同于色情,这是一种极大的污蔑——如果有意识去做就是污蔑,如果无意识去做就是愚昧。由于中国反性的文化持续了几千年,民众在反性、污名化性的文化教养下,就会不明不白、盲目地反性、反性学。
目前,由于性学起步比较晚,民众对此不太了解,再加上长期以来有诸如“反色情联盟”这股反性的禁锢力量制约,对决策者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使得资源在投入性学研究方面严重不足,可以说性学是严重被忽略了。
“社会没给性学专业学生搭建舞台”
记者:你曾经的学生彭露露出家,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彭晓辉:她走这条路,我始料不及。从长远来看,彭露露是性学专业人员,兴许她以后会感觉到性学和佛法的共通性,所以也谈不上是性学的损失。因为性学研究也是要促进个人健康、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这个目标和佛法的目标是一致的。从根本性来看,这两个领域并不矛盾冲突,虽然采取的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
记者:有媒体曝出彭露露当年执着于从事专职性教育工作,屡屡求职受挫,你觉得这是她后来出家的原因吗?
彭晓辉:求职受挫不是根本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她到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工作三年,都没能成功开设性教育课程,而且她以前和我沟通时,至少两次提到,她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保守的力量占了优势”。从这一点看,我虽然不认为她的出家和开不了课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学校是有责任的,第一是他们不会用人才,第二也是过于保守了。
记者:我看资料说,你先后带出了十余位学生,但很少有人直接从事性学事业。
彭晓辉:因为社会没有给这些学生搭建“唱戏”的舞台,没有提供必要的编制,这和这个学科本身建设不足、决策层对该领域的重视不足有关,并不是学生们没有能力。彭露露有个师弟童立,一毕业就在上海成立了文化传播公司,旨在从事性教育和性咨询的工作。他自己搭建施展性学才华的舞台,以应对社会实质上对性知识和性咨询的需要。这才是我感到欣慰的。
“我的无力感与教育体制有关”
记者:你曾经为了在大学里开设性学专业奔走,到现在依然没有成功,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
彭晓辉:这种无力感和我们的体制有关,我们的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决策,不是自下而上的决策,专业目录的修订和建立新专业的权力不在每所大学,而在教育部。这反过来证明教育部应该放权了,成立什么专业,培养什么人才,应该是各个大学说了算。
记者:有学生说,“没有选过彭教授的性学课,等于没上过华师”,你现在还是那么受欢迎吗?
彭晓辉:那当然,否则我可能早没有热情了。这么多年来,尽管我校给我提供了一个研究和教育平台,但是,从社会总体看,没有官方资源的有效支持。我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第一我感兴趣,第二,学生们觉得有用。他们自己都说,这门课不只造福他们,还造福他们的下一代。所以我把20多年来选修我课程的2万多名学生,视作自己性学研究和性教育的最大成果。与之相比,我撰写和主编的那些实体的书和几十篇论文简直不值一提。
记者:再过三年,你就要退休了,会不会担心后继无人?
彭晓辉:我担心有什么用呢?我浑身是铁,又能打几颗钉子呢?我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救世主,地球离开我照样能转,至于有没有继承人,那是国家的事。你可以报道,彭晓辉是带一定的情绪来说这个话的,我个人不可能翻天覆地,性学家们也不可能扭转乾坤,我们只能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本分而已。
“让性学家失望将是社会的损失”
记者:你在微博上开了“晓辉性元谈”的普及性教育的平台,致力于向公众传播普及性学知识。平时你被咨询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彭晓辉:咳,在我们专业人员来看都是小问题,不是性问题,是知识传播不足带来的所谓“性问题”,比如说手淫、痛经。
记者: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性问题的确很难找到解决渠道。
彭晓辉:我们的性学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所以要确立性学的学科地位,在大学里建立性学系,培养足够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这才是根本性的解决途径。
记者:你曾说,“现阶段中国99%的成年人都是性盲”,你认为社会对性的正确认识态度该是什么样?
彭晓辉:(沉默)什么叫正确的认识态度?对新生事物,你首先要采取接纳的态度,接纳、学习了,才会有正确的态度。你不明不白,性学对你而言完全是盲区,怎么可能有正确态度?我认为目前谈正确态度的可能性都还不足。
我也希望借你们的平台呼吁一下,希望社会理直气壮地同声谴责,必要时司法可以主动介入,制止某些少数禁锢主义者对我们这些专业人员进行的人身攻击和谩骂,这不公平。“广州泼粪事件”后,我在微博上拉黑了380多谩骂侮辱我的人。紧接着,西安的那个“大妈”竟然对李银河、方刚和我,甚至美国性学家金赛,进行“公开的审判”,极尽侮辱之能事。露露出家后我又拉黑了好几十人,都是一上来就谩骂攻击我和我的家人的。
希望社会出面主持公道,不要让我们失望,如果我们失望了,那不光是我们的损失,更是社会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