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岁可能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了。他可以用平静的心情来检视过去在人生道上留下的步步脚印了。我感谢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出了一个题目“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要我在他们为祝贺我八十诞辰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作一次发言。
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乔健教授给我寄来了一本书：Sir Edmund Leech写的《Social Anthropology》（一九八二）。读完了他这本书，我顿觉写这篇发言有门了。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评论了其中有我一份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启发了我的反思。
他提出的两个问题是：
1.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
2.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Edmund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否定的态度。先以第一个问题说，他尽管承认人类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而且有些中国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了。但是他态度鲜明地说：“无疑的，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他接着列举了四本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著作，并一一加以尖刻的评论。在他看来，其中除了我的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的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自己的社会看来是有好处的，其他三本都被他作
为这种研究方法不足取的例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所歪曲了”。
Edmund对人类学者研究自己社会的那种他自认是“我的消极态度”，跟我们共同的老师B.Malinowski恰恰是个鲜明的对照。前者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很少成功的，而后者却满腔热情推荐这种方法，认为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这是“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
今天，我在这里重提这个不同见解的对比，而且参与了议论。他很可能同意我至少会明白我的看法，就是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出于我们并不都是英国人。我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带来了“偏见”或更正确些应说是“成见”。这些“成见”有其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产生于Edmund所说的公众的经验。在这点上我和Edmund还是不－致的，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类学者没有把他们的研究工作做好是由于私人经验所产生的偏见。他所谓公众经验，在我的理解中，就是指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当前处境。
入学的动机可能是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分道扬键的根源。他写下了一句用意深长的话：“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不能只看成是自嘲之语。他在用沉痛心情谴责当代西方人类学者那种内心的无可奈何之情。他否定了人类学是一门科学。在一个生活富裕，又是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当个人谋生之道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保证之后，以人类学来消磨时间或表现才能，确是不失为一种悠悠自得的人生。
个人的价值判断离不开他所属的文化和所属的时代。我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正是生逢社会的剧变，国家危急之际。从我的这种价值判断出发，我之所以弃医学人类学是可以为朋友们所理解的。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Edmund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改行了。
Edmund锋利的思路又发现了个使像我这种中国人类学者为难的题目，就是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个别社区的微型调查能使你认识中国的全貌么？
这个问题的矛头直指我的要害，因为如果我学人类学的志愿是了解中国，最终目的是改造中国，我们采取在个别小社区里进行深入的微型观察和调查的方法，果真能达到这个目的么？个别入手果真能获得概括性的了解么？Edmund对这个问题仍然是否定的，消极的。
他的意见我只能接受一半。我确是没有意思想把那个调查过的江村作为整个中国所有千千万万的农村的典型；也没有表示过，研究了这个农村就能全面了解中国国情。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出版社给我加上的。我也同意，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是有趣的。但我必须老实说，我的旨趣并不仅限于了解这个农村。我确有了解中国全部农民生活，甚至整个中国人民生活的雄心。调查江村这个小村子只是我整个旅程的开端。所以我必须正视Edmund所指出的问题，并在实践中证明他的看法是似是而非的。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
我对客观事物存有类型（Type）的概念。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条件相同就会发生相同的事物。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同一个类型里的个别事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类型不是个别的众多重复，因为条件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我所说的类型只是指主要条件相同所形成基本相同的各个体。
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我们这样说时，其实已经出现了类型的概念了。所以我在这里和Edmund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那就是说形成江村的条件是否还形成了其他一些农村，这些农村能不能构成一个类型？
如果承认中国存在着江村这种的农村类型，接着可问，还有其他哪些类型？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把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把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的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请注意上面我多次用了“逐步”和“接近”两个词。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
我把类型比较法从农村用进了小城镇。先在我家乡的几个小城镇开始，逐步进入长江三角洲的四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市，二年后又扩大到江苏全省。第四年我就闯出省界，分两个方向前进。中国的沿海、中部和西部在最近八年里我大体上都访问过了。
我现在已有个小小的队伍，由一些青年学者边学边工作，在各个据点进行直接的观察。我们由于和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密切合作，也有条件用问卷的方法，由点及面的作广泛的数量调查。更由于有了计算机的帮助，大量统计料能够比较快的整理出来，这使我们更能接近于对中国全貌的了解。
我想用我本人的经历，正如本文题目所要求我的，来答复Edmund向我们中国人类学者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告慰于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是，我幸而在晚年能得到这十年可宝贵的机会来继续我的初志。当然，我并不敢说对中国的国情已有多大的了解，但比五十年前是了解得多了一点。更使我高兴的是四十年代根据我所调查的资料和从而所得出的认识和形成的对农村发展的见解，到了八十年代逐步地经过实践的考验，已证明不少是符合实际的。这也使我更相信认真的以人类学方法去认识中国能有助于中国的发展。人类学是可以成为一门实用的科学的。
我很羡慕Edmund有深湛的哲学修养和优异的学术环境。我知道，像我这种务实的人对他提出的问题所作出的答复是不容易说服他的。但是我认真想一想，我这种在Edmund看来也许是过于天真庸俗的性格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是我个人的特点，或是产生于私人经验的偏见，其中不可能不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随手我可举出两条：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这两条很可以总结我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学派的形成并不是出于任何个人的创见，很可以说是历史传统和当代形势结合的产物。
我和Edmund意见的分歧，对一个有人类学修养的人是完全能理解的。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这是人类学者的应有共识。
不幸的是人类学在现代世界上还是少数人的珍品，远不是普遍人的常识。可是在这个各种文化中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他们带着思想上一直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能和平共处确是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这次和Edmund的缺席对话，其意义也许不只限于我们少数不同国籍的人类学者的共同兴趣，而可以联系到今后世界人类怎样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问题。
我虽然已经年过八十，对今后人类的关心看来并不是杞人忧天。人类学者是否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作出一些贡献？谢谢今天的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为人类学的不断前进作出努力。
随遇而安 - 中美高寿老人的启发
（刘锺毅）
世界日报本月8日C2版，以大字标题《超级人瑞115岁辞世》。消息指全球第五高壽及麻州最老的超級人瑞柏妮絲‧馬迪根（Bernice Emerson Madigan）日前安然溘逝。她生于1899年7月24日，殒于2015年元月3日，享歲115歲163天。
这一则消息让我记起，就在两个来月前，我从网上读到一则颇为类似的报导，说中国一位也是超高龄的人瑞，117岁的安徽老妇谢运贵在生日10月10那天去世。据“生命日报”报导，她在中国当时最高龄的老人中，并非第一，而是第八。位居第一的是一位新疆居民、高龄128的阿丽米罕·色依提。
谢运贵生于生于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10日。如果是阳历，则享寿约117岁280天。
活满115岁的中、美这两位老妇一生所处年代虽然几乎雷同，只相差两年，但中国的存活条件远比美国为差。过去的这一百一十五年，中国充满了战乱，饥荒，天灾，人祸，疫病和落后的医药。只在近20来年，情况才赢得了大面积的安定和脱贫。
可是，就个人情况的遭遇而论，谢运贵的晚年世道显著好转的红利，却由于个人的不幸而几乎全部抵消。出于人们的预料之外，这个靠吃“百家饭”孤老婆婆竟然不知不觉活到117岁。
原来，谢运贵终生务农，年轻时曾经结婚，养过一个孩子，可是早年夭折。丈夫在她70多岁时去世后一直孤家寡人一个，无依无靠。成为村里的五保户。
所谓五保户，就是村政府对农村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在吃、穿、住、医、葬五个方面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自从土地改革以后，村里的行政单位与时具进，历经生产小队，大队，公社，最后到现在所成立的“村”，都有对这种没有照顾自己能力的孤寡残废人的照顾。
现代社会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增高，医学水准及服务也相应提升，人民大众的寿命越来越高。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的平均寿命2011年为76岁，美国2012年为78岁。由于追求长寿，人们对高寿的人瑞何以能长寿历来感兴趣，常窃望效法也能长寿。
这种愿望当然可以理解。可是，寿命决定于许许多多因素。其中除很多偶然的因素难以预知外，个人环境和遗传范畴中的很多影响不仅难以得悉，更难以掌握，因此，过度追求不仅往往不见得能达成，甚至造成反效果。如果我们希求向高寿人瑞学习长寿的经验，那么 五保户谢运贵活到117岁，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我想，最大的启发应该是随遇而安吧。
现代医学对于保健的原则，业已有基本的共识和相当完整的建议。想长寿，从年轻时照着做就好。不必在进入老年后过于焦虑强求，烧香拜佛。这应当是最好的、也最易于做到的长寿之道。本人今年进入86高龄，愿与读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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