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牧说，自己房子早就分过，家里经济无忧，评不评正教授不是太重要，但是“青椒”们背负的太多。

　　走过近20年副教授的漫漫长路，这位刚刚通过湖北省首批“教学为主型”教授评审的老师没有太多的激动，他更愿意大声疾呼：大学的首要任务便是育人，用科研去敷衍教学，比学术腐败更可怕，“不改革，受害的是新一代的大学生，毁掉的是国家的希望”。

　　在他看来，当前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到大众教育，一批学生在本科阶段没有好好学习，而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师没有好好教。

　　一个现实的案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一个班里某一课程考试成绩不到30分的有7个，60分以下的占了一半，尽管也有5人的卷面上是90多分，但是，在这组简单的数据背后，“一些人基本上没有学东西”。

　　张牧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在他的印象中，当年考试时，老师总要出一两个题为难学生，“卡一卡，叫爬坡”。而近年来，张牧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担心：出题时总在想这些题目要是学生都不会做怎么办呢？

　　张牧至今记得，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学习高等数学，同学们把书上的题目做完，还要找来参考书，再做上千道题。“现在很多同学书上的能做到1/3就了不起了，这会有质量吗？”

　　这些年，张牧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比建筑工地的民工差一大截：“市场是最现实的衡量标准，我们的‘产品’出问题了。”

　　张牧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如今社会各行业的中坚力量，但是当年刚上大学时，有的人甚至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基础比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差远了。“为什么成长那么快？除了智力水平都不错，关键是在大学里争分夺秒的学习，有好的老师在用心用情引导。”

　　张牧认为，今天的现实，不是一个老师就能改变的，需要所有的老师一起努力，尤其低年级的老师，“大学的习惯没有搞好，大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他就荒芜了”。

　　然而，在张牧的观察中，与自己当年读书时老师们全身心投入教学截然不同，今天的一些老师精力可能80%用在科研上了，20%在教学上，“年轻老师的主要精力是写论文做课题，资深的老师要成为学校的旗帜出去拉课题拉项目。”

　　一次听一位老师讲课的经历让他记忆犹新：这位老师把两句话可以描述清楚的点用了十句话描述。“我一个教授都被绕晕了，学生怎么可能听得懂？这就是教学的艺术，当然要有天赋，但更要时间精力的投入，要积累和积淀。”

　　看过四川大学周鼎老师的《自白书》，张牧满是忧心，但对“青椒”也充满同情。

　　张牧介绍，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每个不同的级别之间都相差1000～2000元的工资，而在青年教师群体中，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解决职称待遇自然就成了首要问题，搞科研换钱也是大势所趋，“绝大多数老师都愿意好好教学生，但是绝大多数老师都会被‘唯论文论’的指挥棒指到哪儿就会打到哪儿。”

　　校园里的天平越来越向科研倾斜。

　　张牧注意到，在学校评选高级职称的标准中，早前还要求教师在做科研的同时，教学考核必须达到优秀才有机会参评。而近些年，政策就转变为只要教学考核通过老师同学的打分便可参评，最后，全校所有的老师都通过了，“这样一来，教学考核便成了‘附赠品’”。

　　张牧说，学校征求意见时，老教师们充满无奈：“对年轻人还能提什么意见呢？科研的要求那么高，如果你再提高对教学的要求，那老师们还活不活？”

　　同样让张牧费解的是，所谓科研，就应该“顶天立地”，“要么有理论创新，要么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大学教师职称评定与论文数量挂钩，买论文、在实验室中靠着几个数据做文章便成了常态，很多博士生都不免吐槽“想做的不能做，成天做这么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位30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老师期待湖北的职称改革推向全国，并形成一种气候，真正改变高等教育的一些现状，让更多高校把教学的权重提升到相应的位置上，“让更多的年轻老师回到教学的道路上，还科研一方净土，让孩子们不要成为政策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