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眠时大脑是否在休息，如通常以为的那样？ 错。以大脑的能耗来测度，思考奋发之际，大脑对血氧的消耗可以达到全身的40%以上，即使在睡眠状态，大脑的能耗仍在20-30%。这和人的肌体大不相同，静卧时这部分的能耗可以降低到十分之一。睡眠时大脑仍在紧张地劳作，无休无止。所以对死亡的现代界定，是“脑死”而非心脏停止跳动。脑力劳动的确是人最基本的劳动，不必以流汗为特征，更不为“脑力劳动者”所特有。至于大脑进入睡眠后究竟在干些什么，现代研究已经表明，是在紧张地清洗，排除杂秽和毒素。长期缺乏睡眠，人的情绪心智会错乱；不让人睡眠，（譬如现代考问犯人的招术，）甚至迫使他脑死。单是清洗工作怎么要消耗我们如此多的能量？可见睡眠还完成了其他的重大功能。科学家推测，包括把脑神经重新联接、记忆重新整顿，等等。所以说，大脑从睡眠得到的是“休整”，以利次日的“再战”；

·     我们是不是有时做梦，有时不做？不是的。每个人每晚都做梦，只是很小部分突入到意识层面，被回忆起来。脑神经网络的重排和记忆的重整多半是在“后台”进行的，这给人以启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困难的“功课”交付睡眠中的大脑去做呢？回答是可行的。本篇的原意，就在于讨论一些伟大人物的卓越成就，他们是如何善用和巧用睡眠，来强化和促成其创作能力的。有一个点子，前沿的科研正设法在验证的，是把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难记住的外语词汇，难解的数学推导，令人头痛的问题和事项，在睡眠前提交给大脑去处理，充足睡眠后它们的解决很可能就变得轻松容易了许多。怎样调度“无意识”或“潜意识”来替你解决问题，是有创造力的杰出人士常用的办法，前面已举例，达利、爱迪生、凯库勒和图灵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     人们能否随意调整睡眠时间，长度或者时段？不能够，至少极为困难。成年以后，常人每天需要7至9小时睡眠，平均7个半小时，终身如此。至于时段，是不超过午夜到次晨六点，睡眠的效果最佳。这适用于所有的人群。越洋飞行后倒时差是挺痛苦的事，不过调整过来之后，你还是得按当地的这个时段来睡眠。大脑节制的生物钟，总是得瞄准太阳即日照的规律来作息的。这也说明，人们几乎不能适应干“大夜班”，可能的话尽量避免。换句话说，“夜班费”是不能补偿睡眠透支的。透支这个睡眠“黄金时段”是高利贷，想想透支一小时你得用几个小时来补？偶尔为之或许还能凑合，长期这么干肯定不智；

·     人越老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否越少？不是。上面已有说明，这里再强调一下。上了年岁，不容易长睡，但白天会打盹。好的办法是分数次来睡眠——西人所说的“猫打盹”（cat nap），对老龄蛮实用的。我们在《马年睡个好觉》提到过了，丘吉尔年届七十，在希特勒悍然入侵波兰的当口临危受命，他是怎么挺过公务剧繁的五年时间的？就是靠每天数次的“猫睡”。其实每次少至20分钟，长不超出一个小时，一次不够，两次足矣。老人精力不济、记忆涣散的疲态就可以对付了。丘吉尔还有一招，他的名言“我能坐的场合就不站着，能躺下的时候就不坐着”，似乎也值得仿效。当然还有运动，对年长者同样不可缺少，下文里我们还会谈到；

·     睡不着时闭眼静卧能否代替睡眠？不能。也许能保持你一些精力减低一点能耗，不过大脑休整的充分实现，要靠真正的睡眠来完成其功能。睡眠失调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睡眠不良固然有压力、紧张、心理问题的因素，但还有其他原因，往往要靠诊治，不然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同时，坚持运动操练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也是我们了解有创造力的人的作息时间，同时也注意他们的散步活动的原因。

我开始注意睡眠在创新方面的功用，认为它是许多卓越人物的创造力之所以充沛的一个关键要素，还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九十年代中的一个暑期我到华府开会，和家人一同去佛吉尼亚州，朝拜了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的故居。在那里我们有了不少小发现（譬如杰弗森在黑奴及其释放的所言所行）。杰弗森是个文艺复兴期式的人物，多才多艺，创意非凡。他亲自设计并建筑的坐落在蒙蒂切洛庄园的大宅子里，陈列着多彩多姿的展品。一进大门就可看到一个大计时器，利用门的开合带来的动能势能的转换来驱动的。观览这位伟人的许多藏书、图籍、器具、望远镜时，我八岁的儿子和讲解员有很多互动问答。临了出门，讲解员指着杰弗森手制的计时器上的几个标记，说杰弗逊起得极早，清晨三、四点就开始骑马巡视庄园，睡得也很早，通常七点钟就眠。大家都很惊奇，儿子于是问她，难道他不需要在晚上读书做功课，这样一个博学多产的大学问家？那位女士反问孩子，你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我孩子答不出，参观的人谁也没答对。她说是为了节能。即使对杰弗森这样的有钱人，当时仍需要节省蜡烛照明的开支。

难怪古人（譬如诗仙李白）把“秉烛夜游”看成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梦寐以求地想往。然而在眼下，人们秉灯夜游不但不是难事，若是不秉一个iPhone、iPAD之类的，还真的难以成眠呢。爱迪生发明电灯泡和推出发电输电系统之先，前人的作息和我们大不相同，他们必须仰赖自然光照来安排起居。有了人为的能源和光源后，人的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才拓展开来。一个不好的后果，是大为侵削了睡眠领域：千百万年演化而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物钟遭到扭曲，睡眠不足、睡眠失序的现代病越来越严重。据美国睡眠协会的年度报告，电子小玩意对睡眠有相当可观的的杀伤力。从一个指标，即卧室里有没有电视、计算机、iPAD、智能手机之类的来看，人们的平均睡眠时间就缩短了一小时，从8.3减少到7.3个小时。

让我们继续谈创造性个人的作息安排，先看几个音乐家，再来讨论作家的。

莫扎特和贝多芬，人类音乐史上的两座丰碑，虽然做着同样的梦，创作和作息的风格可是旨趣大异。若是你有机会看到两人的手稿，就能明白他们的创作心路有着非常不同的轨迹。贝多芬的手稿再三涂改，几至面目全非；而莫扎特的原稿清朗像似复印件，一气呵成很少改动。打个比方，莫扎特的心灵如同一泓清泉，乐曲源源流淌，透剔晶莹；贝多芬的心灵有如一炉烈火，不断敲打熔冶，千锤百炼。譬如贝多芬的“欢乐颂”，短短的四句旋律，就被他酝酿了至少有二十年，才酿成了巅峰般的不朽圣曲。

而两者的生活作息却正相反对。贝多芬的生活起居颇节律有序，而莫扎特的则纷乱有如杂麻。当莫扎特的父亲到维也纳去看儿子，发现小莫的生活实在糟糕，他在家信中写道，“阿玛玖斯在维也纳生活是如此忙乱锁杂，简直无法言状。”著名电影《阿玛玖斯——莫扎特小传》里描述的老莫对小莫的活法大光其火，的确是有实据的。不过那部电影的主轴线，旁白一句，把萨利埃里——维也纳当时著名的音乐指挥家，也是贝多芬的老师——说成出于对莫扎特怀有强烈嫉妒，多方设局坑害，造成英才断送的情节，则纯属捕风捉影，是对萨氏的不实诬陷。

贝多芬清早即起身，并立即投入创作。早餐咖啡而已，不过他非常在意那杯咖啡，亲自动手准备。依照他的传记，他用60粒咖啡豆煮一杯，一粒一粒数，确保是60粒，正好不多不少。然后在书桌上工作，直到下午两、三点。其间会出门散散步。用过午餐后，贝多芬做长程步行，往往直到晚上，这对他的创意大有帮助。贝多芬的衣袋里总揣着铅笔和乐谱纸，以便随时记录不期而至的乐思。人们发现，贝多芬在维也纳气候适宜散步的时节，创造力远高于寒冷的季节。步行结束的傍晚时分，他会到小酒馆小坐，翻阅当天的报纸。有时晚上会参加聚会或上剧院。冬天一般就回家休息。他晚上基本不搞音乐了。晚饭极简单，一碗汤而已，还常常是午饭时留下的。上床挺早，不超过十点钟。

贝多芬的另一个放松自己的法子很有趣，喜欢洗自己的手，用大盆的热水反复洗。洗手时他会创意勃发，一路哼哼唱唱，仆人不解其意，此刻止不住会偷笑起来，其实大笑对耳聋的贝多芬亦无所谓。不过这类不敬的行为被看到了，贝多芬还是会发火，恨恨地骂将起来。得到创意之下，他有时会忘乎所以，水溅出来流到地板，（当时屋内没有自来水和水槽，）流到楼下，常常引起房东的不满，纠纷也就不少。

莫扎特的传记影片里对他的生活节奏颇多描写，不少应该是有依据的。据他给父亲的信里，对自己有这样的概述，“总之，我是忙得脚朝天，不得不打理的事不可胜数。”由于莫扎特生性率真，内心又高傲，得罪了不少施主——当年的艺术家不少是靠权贵们（主教和王公）来“包养”的。以莫扎特的旷世天才，竟然无法找到一个薪酬稳定的职位，沦为“自由职业者”，在维也纳的市场里打拼。莫扎特在给姐姐的信里，是这样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的，“我一早起床，六点钟梳洗完毕，七点钟衣束就绪，作曲直到九点钟。然后教课，九点到下午一点。接着在家吃午餐，有时被邀请到大户人家去吃饭，那就得两、三点钟才开始。不管怎样，五、六点钟之前我是没法干正事的。之后常常去音乐厅，不然的话才会有空来作曲，那就可以干到九点钟。然后去康斯坦丝家，（那时莫扎特正在向她求婚）。和我亲爱的小康厮磨还是很愉快的，只是她那老娘老在一边监督，白眼和冷语讥刺教我有点吃不消。看我有没有胃口挺得住，离开的时候大约在十点半或者十一点钟。如果没有演出也没有杂事打扰，我还会有点时间来作曲，而上床的时间总得过了凌晨一点。”

事实上，莫扎特老是被些浪荡朋友抓去酒吧胡混，喝得酩酊大醉。这些情节和《阿玛玖斯》的影片里所描述的大致相符。也就是说，莫扎特的睡眠时间准是不足五个钟头。

音乐可以说是世界通行的全人类语言，尽管如此，民族的性格还是很明显的，本民族的乐师来诠释该民族的作品，往往特别入味。二十年前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访问洛杉矶，在捷杰耶夫（V. Gergiev）的指挥棒下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给我留下至深的印象，可说是没身难忘，那催人泪下的旋律，凄楚悲悵，其他版本绝难企及。由是我省悟到，所谓“民族的心灵”的确有其事，精粹之处是难以模拟的。譬如，说到法国人（譬如柏辽兹、圣桑、德彪西之类）的作品，最精妙的诠释还得法国裔自己来演奏，迪图瓦（C. Dutoit）执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时的那些制作，便不同凡响。

柴可夫斯基是个同性恋，和图灵一样，也因此被迫自尽。当亲朋到灵堂告别时，好几个人轻吻了在棺木里平卧的老柴遗体，就曾引起困惑，因为当局对外宣称的，柴可夫斯基乃死于霍乱，难道他们不怕传染？他死年53岁，正值创作的盛年，《第六交响曲》是曲“天鹅的挽歌”，老柴死前九天刚指挥首演的，遗下了人世间永恒的泣诉。

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很有节律。四十五岁后他便定居到莫斯科西北面的一个小村庄（Klin），据他弟弟的记载，老柴起床在七、八点钟，用一个小时喝早茶、吸烟和阅读，读圣经、哲学书（叔本华或斯宾诺莎的），或英语书籍。这些阅读在他来说既是兴趣也是工作。然后外出散步，不超过三刻钟。九点半开始工作，他的习惯是先处理完琐事后才干正事。正午吃中饭，很准时的，随后长途步行，风雨无阻。“伊里奇相信每天两个小时的步行对健康绝对有好处，到了执迷的地步，他甚至认为步行要是短少了五分钟都会得病的，或者会有什么坏运气。”散步后老柴会花一个钟头，看看报纸期刊。五点钟后他继续作曲两个小时。他的作曲习惯是，修改乐谱大致成形后，才在钢琴上弹奏出来加以完善。晚饭则在八点。饭后做点小消遣，比如打牌、聊天——要是有朋友来访的话，然后就上床睡觉。

对自己的创作，柴可夫斯基认为创意最为关键，像是“种子”一样，有了良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他对步行的执迷，功效显著。步行中他每每停下，写出偶得的创意，回到家里在钢琴上一泻而出。在写给梅克夫人（俄罗斯富孀，他的大施主；两人从未见过面）的信里，柴可夫斯基详细描述了这个比喻，以种子的成长到结实来类比自己的作曲过程。“种子的出现是最艰难的，我总是冥思苦想而不可得。而种子的萌动是非常奇妙的事，无法言状。突然间，心里砰然而动，一阵狂喜席卷整个心田，我会忘却一切，简直为之癫疯，创意点子一个接一个喷发而至，根本来不及记录下来……”

在内心蕴育创造力，以走路等方法来放松自己的心智，从而触发创意的萌动，然后听凭它天然混成，这样一种“谋定而后动”的创作历程，在另一位俄罗斯人有更完整的表露。

肖斯塔科维奇可能是二十世纪中页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他的许多不朽巨作，豪放不羁，竟然能在高压扭曲的专制铁桶里熔炼铸就，真教人惊叹不止。肖氏的的创作过程，是非常独特的一挥而就，他以极快的速率写出，几乎没有停顿地，一天可以完成二、三十页的乐章。以他妹妹的话，“哥哥坐下来就写，从来不用钢琴弹奏，而是直接从脑到手，一泻而成，作品完成之后才在琴上弹出来。”

肖氏的同行也发觉，平时从不见肖斯塔科维奇在干活，临到有大制作要诞生前，他会坐立不安，躁动之际还常会拉人踢球。然后突然间，他安静下来，接连数天奋笔疾书，惊世的巨作与焉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