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提起印度，或许第一个想起的还是瑜伽、咖喱和玩蛇人，但是近日如果翻开国际主流媒体的版面，会发现对印度的报道，清一色是夸赞其经济成就。过去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下不那么起眼的印度，去年以来不仅成为国际资本市场新宠，不少分析人士甚至预测它的经济增长速度明年就将超越中国。
国际市场和舆论今天对印度的赞誉，犹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的赞誉，不同的只是把“China”换成“India”。
必须承认的是，受益于经济改革、油价下滑和年轻劳动力的红利，印度未来的发展前景确实让外界充满期待，慢慢的成为了除中国外的另一投资热土。即使在笔者所身处的香港，过去数十年来，对印度一直不乏赞美之辞。
例如，印度人的团结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已经成为了印度的核心优势。在香港的金融圈，由于印度人普遍数学好，英语读写佳，表达能力高，往往比中国人更能获得外资投行欧美老板、公司股东的青睐，从而晋升为中高管理层。这群印度人出任中高管理职务之后，将“任人唯亲”作为优良传统，非常喜欢提拔印度同学、同乡，一人得道，同乡同学一起升天，所以，香港的金融圈中国人虽然多，但不少中高职务却掌握在印度人手中。
又例如，香港人普遍认为印度人很精明，甚至比犹太人更厉害。香港的老一辈商家和媒体，在谈及和印度做生意时，总会告诫要小心和印度人打交道，有个段子也经常被他们挂在嘴边：
一个香港人要给一个印度人1000元，当他交给印度人10张100钞票时，印度人会当面数钱，并在数钱时只会把钞票从第一张掀揭到第九张，永远不会把底下的第十张钞票掀过来。这个动作虽然小，但这正是印度人的精明之处，万一香港人一时大意给多了一张钞票给印度人，印度人如果把底下的第十张钞票掀过来了，香港人就能看到有第十一张钞票，会问印度人要回来。
发生这种事情多赚100元的概率如此之小，竟然也被印度人计算在内，可见其精明。而且不少香港人也认为，印度人即使表面上非常热情，但心里想什么，连统治了印度几个世纪的英国人弄不明白，香港人也就更不明白了，有经验的香港商人都不会也不敢轻易玩小手段糊弄印度人。
笔者之所以讲上面的段子，那是因为不但越来越多外国资金转往印度投资，不少中国企业也对印度兴趣渐浓，尤其是在中国中央政府推出“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之后，笔者身边一些中小企业家朋友更是跃跃欲试，准备“走出去”前往印度。
笔者对此则想作出劝告，认为投资印度的资本市场可以考虑，但如果是前往印度投资办厂则一定要谨慎。
首先，印度总理莫迪的改革能否持续成疑。莫迪2014年5月上台之后，推出税制改革、吸引外资、出售国有资产股份，开启私有化进程等一系列改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改革让国际市场充满期待。
但结构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识字率和社会文化等的转变，均难以一朝一夕完成。更严重的是，印度多党制喧嚣的政治民主，将长期限制印度经济增长空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这样评价印度：
“印度其实不是一个国家。是凑巧沿着英国人兴建的铁路沿线的三十二个民族之集合体。英国人来了，征服他们，并建立统治权，把一百七十五个王侯之邦纳入统治，由一千个英国人和数万名培养成思维、行动都像英国人的印度官员来治理……印度宪政制度有其局限性，印度的政治制度不允许其以高速度前进……不论政治领导人想做些什么，必须在中央通过非常复杂的系统，然后到了个省，还要经历更佳复杂的系统.……印度人必须以他们的宪法、他们的种族结合、他们的投票模式及其产生的联合政府所决定的步调来动作，其决策过程相当困难。”
因此，除非印度新领导人能够消除政府决策拖沓阻碍经济竞争力的壁垒，否则等蜜月期一过，后遗症并发，“莫迪经济学”或将遭遇日本“安倍经济学”现今的尴尬处境，难以为印度经济释放更多新的活力。
其二，印度的投资氛围、投资环境并不太佳。印度不少官员仍有“商人赚钱致富是通过罪恶手段”的价值观，不少官员认为从商者只是投机者，并未以社会福祉为己念，他们这种价值观对印度本地商人如此，对外国投资者更如此。
此外，国际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曾大幅报道印度政府在信守协议方面的记录不大好，“印度屡次在其他人认为其已经同意的贸易事项上反悔，它还在气候承诺上反悔……”，《金融时报》将印度这种不遵守协议的行为称之为“无赖”。
而且，经济发展和环保之间的平衡对今日的印度也是大问题。韩国企业浦项制铁公司（posco）2005年拟在印度一个森林地区投资120亿美元兴建的一家钢铁厂，作为当时印度最大的一项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虽然已经获得了政府的环境许可，但在印度民众的极力反对之下，该项目一搁置就接近10年。
其三，中国企业家尤其要注意的是，印度对中国有疑心。除了历史因素之外，尽管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主题是和平、发展、互联互通和包容，但“一带一路”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印度众多舆论、民意甚至是部分官方人士，都将“一带一路”政策视为中国要“围堵”印度，遏制印度的发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1月受邀访问印度，除了克服了两国历史分歧，开启战略和商业合作的新纪元之外，另一重要目的就是加强两国合作以对冲日益崛起的中国。
在印度的这种心态之下，中国政府除了要透过官方渠道、国际舆论、智库和学术机构等平台充分向印度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以消除印度的疑虑外，准备前往印度投资的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也要审慎考虑印度对中国的疑心会带来多大投资风险。
当前，有不少国际学界观点认为，印度经济随中国之后崛起，国际资金先后在两个时期进入中、印两国投资，既不会分薄了国际资金投资两国的量与质，也不会削弱了市场的集中力，在中国是时候要撤离的企业，可以选择去印度，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另一“世界工厂”，这无论是对中国、对印度甚至是对全球都是好事。
笔者对这种观点大部分同意，但有部分保留，原因是目前的情况下，印度适合大多数国际企业前往投资，但暂时未必适合中国企业前往投资。除非中印地缘纷争得到解决，印度能够抛弃疑虑，放下“龙象之争”的心结，以及印度进行深度改革令投资环境变佳，中国企业的“走进去”，印度的“引进来”才能为中印两国带来真正的机遇和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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