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控制资本、土地等要素进而控制别人的创新成果,这是存量思维;而通过创新性劳动吸引到资本,这是增量思维。而后者,才是社会演进的基本规律。
发展,从来都是从做增量开始的,而创新者本身就是社会的增量。
从“中国梦”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为什么会激起人们的万丈雄心,因为人们从中看到了真正属于创造者和创新者的理念:现在,是我们的时代!
从“过去支配现在”到“现在支配现在”
前一段时间有一本《21世纪资本论》,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实,皮凯蒂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核心问题,仍然是最古老的经济问题的新讨论,即为什么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问题。要知道,资本最厉害的功能是“过去支配现在”。但是我们发现,这条运行了几千年的定律,已经被无情地撕开了大口子。
这项工作最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个有趣的事件:阿里巴巴在上市问题上不惜与号称金融制度严谨的香港“拜拜”,是为了确保“在这个不断变化和颠覆的世界中,保持公司的创新能力、文化和使命——在保证股东核心利益的同时,也坚守着‘我们是谁’”(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语)。这并不是什么阳光底下的新鲜事儿。比如著名投行高盛就曾以合伙人制度而闻名,这让高盛在50年间从一个小公司成长为最优秀的投资银行。而谷歌在IPO之时,其AB股设计的初衷亦是为了确保该公司的使命和文化不被资本市场稀释,当时谷歌两位创始人以一封公开信的形式阐述了类似观点并被市场接纳。从企业内部来看,当合伙人、职业经理人开始提出股权要求的时候,他们已经隐隐约约感受到了,即使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也不仅仅是资本的作用,更是创新性、创造性劳动的结果。“如果你认为我们不值这么多钱,把钱存银行吧,或者投到别人身上吧。”他们是这么对资本讲话的。
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积累,离开了创新性、创造性劳动就寸步难行。缺少资金的创业者在急得上窜下跳的时候,不要忘记手里攥着大把资金而投不出去的投资人甚至比你还坐立不安。但是,资本仍然不希望创新者以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尽管资本自己心里门儿清。记得刚刚进入200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还在讨论:鼠标里能够点出馒头、水泥吗?在那个年代,统计局的数据里连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条目都不存在。但现在,如果一项产业不和这些东西挂上钩,在市场中根本迈不开腿。这就是创新的威力。
过去是创新、创业者追着资本跑,而现在,这种场景已经慢慢倒转过来。当我们的创新是由当代人启动的时候,过去已经不能随意支配现在了,资本就会追着创新跑——活在存量里的人,深知增量的厉害!所以,现在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寻找资本和创新之间的匹配问题,而是创新者要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现在支配现在!
增量化生存是创新者的常态
很快,这种变化在其他领域里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首先,在经济领域之后,社会领域也紧接着被撕开了。
比如,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社会的主流仍然为政府及大企业所垄断。那时开始从事NGO及NPO工作的人,在大众眼里,不过是社会边缘的产物罢了;但如今,这些“社会边缘的产物”已成为“遍及全球的第三部门”,几乎所有美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和消费者运动等,都扎根于非营利的领域。
又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很多人连志愿者三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但今天,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很多青年人的生活时尚、生活方式甚至是生存状态。全国经过规范注册的青年志愿者达4043万人,每年为社会提供的志愿服务小时数达到7亿小时。
尤其是经过2008年抗震救灾、北京奥运会及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活动的洗礼,让全社会改变了对整整一代人的看法。人们对80后的看法从“抱大的一代”转变为“有担当的一代”,就是从认识青年志愿者开始的。现在,社会组织更是风起云涌,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6.1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9.4万个,基金会3736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6.4万个。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民间组织力量的壮大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同样不可阻挡的。
其次,在文化领域,很多“神坛”迅速垮掉。
所谓的文坛已经被创新的青年一代所突破,他们在用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故事创造新的历史。影坛、歌坛更是新人层出不穷,从超女到中国好声音,从《致青春》到《小时代》。无论那是美丽还是平凡,一切能够想到的东西都被创新者真诚地捧了出来。
学术界的变化其实很大,只不过出现了“27岁的陆盈盈任职博士生导师”这一类事件,才引起社会热议。其实,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的黄金时期总是伴随着年轻的教授学者的出现:李大钊,27岁任北大教授;刘半农,26岁任北京大学教授;李四光,31岁任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31岁任中山大学教授等等,现在很多高校30多岁的教授也不在少数。陆盈盈事件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学术的新黄金时期或许开始了。
从更大的范围看,玩微博,刷微信并不是抢了媒体的饭碗,这些东西对青年人的最大魅力不是先进性,而是“存在感”:这是属于我们时代的东西,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创造。虽然让大家看着很有些“不明觉厉”,但是创新者就是这么任性——话语体系都可以再造,还有什么是不敢改变的呢?
青年有序参与将成为深刻变化社会的稳定器
最终这一切,都将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里得到解决,也就是在政治领域里得到解决——因为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增量从天而降,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权力:“增量权”。
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变化都离不开新陈代谢的代际更替,也就是说,任何社会都必须不断面临新一代人的出生与成长,面临青年人日益增长的表达与参与欲。他们可以被划分为不同阶级、民族和派别,可以被归入为各种群体,贴上各种标签,集合在不同的旗帜下,但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即他们终究要成长为这个社会的主体并决定社会的走向。因此,青年这个增量的参与是导致社会变化的基础原因,也是决定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
青年参与可避免社会板结、组织僵化。但同时要看到,青年参与是一种“硬参与”。试想一下,成千上万的青年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就如奔腾不息的长江滚滚而来,他们既是今天的产物,又是未来的希望,无论他们聪明还是愚笨,英俊还是丑陋,也不管他们是精英或文盲,壮士或懦夫,都要被社会一起接纳,别无选择。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角度来看,青年参与的核心问题不是青年人才的使用问题,而是如何确保每一个青年人都能够通过创新性劳动有序地融入社会体系并有效推动社会整体发展,这才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治价值。
其实,青年人的政治热情从来也不曾与创业热情相分离。媒体炒作所谓的考公务员的“冷与热”,价值解读并不深入,是对当代青年的误读。要知道,即使从数量上讲,每年中国新增劳动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其中2014年高校毕业生更是达到727万。而中国新增的公务员岗位每年不过10多万,报考的人数也不过200多万人。何况,从价值取向上来讲,报考公务员的年轻人中,大多数都是充满理想和情怀的,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如同年轻时陈平一样:“使平得宰天下,当公平如是!”只不过这种心态是不能轻易表达而已——因为缺少“增量权”的生长空间,你只能深藏心底。
创新者和建设者永远具有当代性。毛主席曾经讲过,真正的政治家都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能够为历史开道的人,都深信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由当代人开创的时代。现在有一些专家在感叹:当我们还在研究80后的特征的时候,90后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00后已经在舞台边候场。因此,如何带领青年人全力以赴做这个时代的增量,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政治胸怀和更加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通过控制资本、土地等要素进而控制别人的创新成果,这是存量思维;而通过创新性劳动吸引到资本,这才是增量思维。通过现有的组织、机制把人控制住,这是存量力量;通过创新增加劳动的权威,这是增量权力。这才是社会演进的本来规律。
当我们真正通过创新性的劳动成为这个社会的增量时,全世界都会为我们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