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某一时期，英美先后在单极格局中拥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被称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以此为准，“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判断需满足两个必要条件，即世界形成单极格局和我国拥有绝对主导地位。目前看不到中国能在本世纪余下85年里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因此也谈不上“中国世纪”。
我国综合国力不是全球性的
即使我国在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任务，“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美国也不必然因此就失去超级大国地位。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要素决定。从综合国力角度讲，我国的国力构成要素是不平衡的。我国经济已具有全球影响力，政治和文化则主要影响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实力最弱，仅是周边防御性的。例如，今年缅甸军机多次给我国境内边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伤害。我国综合国力要赶上美国的困难远大于经济实力超越美国，军事实力的赶超尤为困难。美国通过战争实践增强其军事能力，我国靠训练提高军事能力。两者之别类似于从事企业管理和研究企业管理。
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角度讲，我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主要靠硬实力中的经济力量。我国的软实力不仅与美国有较大差距，甚至可能弱于德国。德国不仅在欧洲事务上的主导地位是明确的，而且在域外非经济事务上的影响力也很明显。例如，访日期间，默克尔在新闻记者会上当面警告日本首相安倍要正视历史，显示出德对日的软实力地位是居高临下。我国领导人还不能在访欧时公开批评访问国的领导人。
从大国战略关系角度讲，我国仅好于俄、日，但不如美、英、法、德。俄罗斯与美、英、法、德、日五国都是战略对立。日本与中、俄两国是战略对立。我国虽与日、美两国有战略冲突，但我国与德、法的关系好于日本与这两国的关系。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以往7年里访华7次，只访日1次。
美国虽然也是和两大国（中、俄）有战略冲突，但其战略关系质量好于我国。美国采取结盟原则，与英、法、德、日是盟友关系；我国坚持不结盟原则，与美、英、法、德、俄是合作伙伴关系。美国约有60个盟友，其中不包括我国，而我国的58个合作伙伴关系中包括美国。
政治实力是综合国力基础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人据此认为我国综合国力增速下降。事实上，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增速在加快。2010-2014年我国GDP增速呈下降趋势，但2012年起我国综合国力上升却快于前几年。在2014年东亚峰会和G20峰会的正式集体照中，我国领导人首次被东道国安排在比美国总统更主要的位置上。2014年出现的“中国国防建设威胁美军”和“2015年将是中国世纪元年”的说法，说明外部世界感到了我国国力上升加快。
综合国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这个方程，可以解释为何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条件下综合国力还能快速增长。反腐政策和奋发有为的外交政策从内外两方面提升了政治实力。政治是操作性实力，有事半功倍的功能。近三年国防建设加速也是原因之一。
我国经济规模已达美国的60%多，能否继续高增长，主要取决于是否坚持开放的政治路线。印度实行开放比我国晚十多年，其经济发展加快也比我国迟了十多年。印度的开放程度比我国低，其经济增长速度也比我国低。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政府把国家垄断的部分经济领域开放给外企和民企，可即时提升经济增速。1978年以来，我国开放的经济领域不断拓展，国企和民企都越做越大。从世界500强中无中国企业，到2014年有上百家，且80%以上为国企。
长期开放的国家比长期不开放的国家国力健康。这如同，在气候突然变化情况下，常做户外锻炼的人不易得病，而长期在室内生活的人就承受不了，甚至有因病而亡的危险。1978年以来，开放的政治路线从多方面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如提高了人民的识别能力、企业的竞争能力、政府的创新能力、党的纠偏能力，为三个自信奠定了社会基础。开放不保证我国实现民族复兴，但不开放则决定我国实现不了民族复兴。1949年以来的经验是，极左路线和极右路线都不利于发展，但前者比后者的破坏力更大。
中美在同时拉大和其他大国的差距
未来10年，除中国外任何大国都无望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综合国力大于俄、法、德、日、巴西，且增长速度有望大于它们，因此实力差距是拉大趋势。印度综合国力不足美国1/8，双方绝对实力差距也是拉大趋势。同理，我国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增速与这些国家相同就能确保继续拉大实力差距，而很可能我国增速快于它们。中美两国同时拉大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这意味着两极化的实力结构有可能形成。
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趋势比实力对比发展趋势复杂。自2011年中俄两国与西方大国在叙利亚危机上形成对立后，大国战略关系出现“两极化”苗头。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形成了中俄对美日的东亚战略冲突。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强化了中俄战略合作，同时也强化了美欧战略合作。目前东亚的两极化已显现。安全上是中俄VS美日的态势；贸易上，美日提倡TPP方案，中国则支持RECP方案；金融上，中俄组建的金砖国家银行不包括美日，而美日都不参加中国倡导的亚投行，美国还劝阻韩、澳等国不要参加。
在如此态势下，东亚中小国家的安全战略已有选边趋势。蒙古只能依靠中俄，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向中国靠拢；缅甸和朝鲜与我国拉开距离但还靠不上美国，菲律宾、新加坡、韩国、越南依靠美国。印尼和文莱在观望趋势，准备采取随大流的政策。东亚的两极格局有向亚太全地区扩散之势。澳大利亚选择了战略上与美日两国合作，巴西选择了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
这不意味着重新走向冷战。上世纪的冷战建立在三个必要条件之上，相互核威慑，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要矛盾，以代理人战争为主要竞争手段。在核威慑继续的条件下，中美当前的核心矛盾不是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国际规则之争，竞争手段不是代理人战争而是科技发明和竞争友好关系。
伴随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化，世界中心将从欧洲移向东亚，世界主导权将从美国主导向无单一国家主导转变，国际规范从以欧洲标准向多元标准演化，全球性组织作用下降之际地区组织的作用上升。如何在新的国际力量结构下建立国际新秩序将日益成为现实的国际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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