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太快的速度，也没有必要追求太快的速度，而是以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中心，以优化环境和改善民生为前提，依靠深化改革保持必要的、适度的增长。

　　当前，大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变化看法存在较大差异：过去很乐观的人最近也变得相对谨慎，过去悲观现在显得更悲观，主要就是因为看到中国经济在近期连续出现下滑。这到底是一个趋势性下滑，还是阶段性下滑，存在较大争议。

　　我一直对中国经济持有这样的看法：谨慎但不悲观。所谓谨慎，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集中反映在宏观层面，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微观层面，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因此，不能盲目乐观。所谓不悲观，就是因为虽然眼下中国经济存在诸多困难，但发展潜力大，回旋余地大，韧性强，前期快速发展积累的物质基础相对坚实，转型升级的机遇也很大。如果过于悲观，就可能束缚自己的手脚，失去困境中的机会。所以，我对中国经济的态度是谨慎但不悲观。

　　对于2015年中国经济，总的看法是“有底无高度”。

　　一方面，企业发展面临成本不断上升压力，包括财务成本、劳动成本、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都处于持续上升状态，中国发展已经告别了低成本时期；另一方面，企业生产面临市场制约压力，由于结构性、体制性和阶段性矛盾交织，市场需求处于相对疲弱状态，已经无法适应庞大的产能需要，中国发展告别商品短缺时期。前者是企业产品卖一个好价格遇到困难，后者是企业产品怎么卖出去遇到困难。这两方面的压力导致眼下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处于比较困难的状态，短期内还难以迅速化解。但随着转型升级所需要的体制环境逐步优化，改革红利将持续释放，创新动力将逐步积累，中国经济的发展潜能将逐步释放，特别是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将迎来新的机遇。底线思维的政策体系，有助于经济逐步趋稳，不会出现快速下滑。

　　2014年经历六大变数影响，经济总体平稳增长

　　回顾2014年中国经济，国际、国内皆有三件事在困扰和影响着我们。

　　国际上，一是乌克兰危机，由于乌克兰内部出现各种问题，政治动荡、经济萧条、社会冲突此起彼伏，特别是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引起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严重对立，带来地缘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

　　二是“伊斯兰国”事件，一些伊斯兰教极端势力，在中东地区政治动荡，特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军事力量准备撤出伊拉克、阿富汗的大环境下，异军突起，成为一股新的宗教武装势力，与所在地的统治力量发生了激烈冲突，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带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传统伊斯兰国家和新伊斯兰国家之间的严重对立，引起新地缘政治的动荡。

　　三是埃博拉病毒爆发，引起非洲国家民众的恐慌，影响了世界经济，特别是非洲地区经济和民众生活的不稳定。埃博拉病毒由于变异非常快，至今尚未找到有效防治措施，不可小视。

　　在国内，大家担心的三件事，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债台高筑，会不会演变为中国式的主权债务危机；二是“影子银行”业务迅速扩张，会不会演变为一轮中国金融危机；三是房地产发展形成的泡沫，会不会引起房地产的崩盘。

　　三件事影响中国经济，也影响市场预期。但总体上看，全年有惊无险，危机并没有全方位爆发，系统性风险得到一定控制，中国经济总体上运行平稳，通胀温和，增长中高速，经济转型进程中所期待的经济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发展质量提升取得一定进展，民众生活水平继续改善。2014年中国经济运行，一季度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四季度增长7.3%，全年增长7.4%。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相对于7.5%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可能略低一点儿，但也算是来之不易。

　　2015中国经济，政策托底可保增长底线

　　总的看，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有底无高度。为什么有底？也就是从短周期角度来看发展前景，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所谓的断崖式下滑。这是因为从短周期经济运行看，政府有足够的调控力量和政策空间，也有足够的物质和行政手段托底。

　　第一，货币政策有较大空间。政府在2014年12月已经采取不对称降息手段，释放市场流动性，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在货币政策方面，虽不敢说已经进入一个周期性宽松通道，但至少灵活手段可以经常被政府用来补充市场流动性，缓解市场融资难、融资贵的压力。目前市场上有共识的一点就是这次降息不会是终点，降息之后下次就有可能降准，降准之后就还有可能要降息，从宏观环境角度来说，温和通胀、弱势增长给货币政策取向灵活提供了条件，未来降息至少有2~3次可能性，降准至少有3~4次可能性。这是市场对货币政策走向的一个粗线条判断，主要基于整个中国经济增速必须在所谓的底线之上。如果2015年中国经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底线是7%左右，政府就会围绕着经济是否能保持在7%左右而采取灵活的货币政策，所以降准、降息是可以期待的，只是现在还无法断定利率是否已经进入一个周期性下降通道，还是择机而动。

　　第二，财政政策有余地。尽管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压力比较大，政府债务矛盾比较突出，不过整体上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在70%左右，还没有超过100%，处于可控状态。换句话说，把各种各样的政府性债务加一起，包括地方政府20多万亿元、中央政府10多万亿元以及各种隐性债务10多万亿元，目前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在40多万亿元，而全国经济总量2014年将达到60余万亿元，二者差距在20余万亿元，债务率要逼近危险线至少还有20%左右的余地。与此同时，目前财政赤字率处于2.3%的水平，通常认为只要不超过3%就可以接受。

　　可以预计，2015年财政赤字水平不会有一个明显收缩，可能还会适度放大。地方政府虽有一定压力，但随着预算法修改之后在2015年正式实施，会给地方政府留出适度发债余地。原来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发债必须由中央财政处理，2015年起地方政府可以自己发债，尽管还有一定审批程序，但可以预期在未来政府债务适当扩张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会不会有减税空间？前一段我参加新浪金麒麟论坛，作为主持人，我问与会的财税专家还有没有减税空间，他们回答有余地，但又认为虽然有结构性降税余地，但政府也会有结构性增税举措。

　　所以，减税增税之间统算下来减税方面余地不是很大。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以及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将有两个特点：一是集权，就是借助预算法，加强预算管理，原来各种在政府预算之外的资金运用今后都要纳入预算管理范畴，这就是所谓的集权；二是加税，例如资源税、环境税等，房地产税2015年可能还不会出台，但至少方案一直在规划，税种越来越多的趋势也不会改变。现在能看到的是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匹配方面会做出一些新调整，比如在增值税、消费税等方面，可能给予地方更多的份额。不过，整体上看减税的空间和加税的空间大致会相互抵消。好消息是未来各种各样的收费可能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控制，这有利于减轻企业和民众负担。

　　第三，行政体系运行效率在2015年会比2014年有所提升。2014年强力反腐，治理官员乱作为现象，2015年可能会转向反腐的第二阶段，就是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赋予检察院这方面的职权。因此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行政效率可能提升，推力可能会强化。

　　第四，经济运行存在惯性。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下滑压力，处在一个比较复杂的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并没有结束，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区域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些趋势仍在进行，某种程度上只是改变发展方式，但这些依然是支撑中国经济前行的主要力量，客观上存在经济基本面不变所带来的增长惯性。也就是2014年经济增速7.4%，2015年不可能马上下降到3.4% 或4.4%，犹如高速行驶的列车不会迅速停下，而是渐进式放慢速度。

　　第五，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在底线思维上有共识。如果形象地把一国经济当作一个企业观察，可以发现企业“董事长”追求的是大局平稳、风险可控，企业“总经理”追求的是生产经营的业绩，即成绩单。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对待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董事长”有更大包容性，但“总经理”则相对敏感，对经济增速短期波动还是比较关注。比如2014年一季度GDP增速是7.4%，低于预期目标，形势严峻，所以很快有了两轮定向降准，对小微企业减免税，以及放宽投资等一系列稳增长的宽松政策的出台，最终还采取了降息这一方式。不过现在看来中央高层对待经济速度变化的态度在朝着接近的方向演变，领导人的共识就是必须守住经济增长底线，在这前提下，增速的波动可以接受。这个底线是多少？也就是说2015年经济预期增长速度目标会是多少？现在看来，GDP增速7%左右是底线。这一共识有助于决策层能够很快形成对经济有效管理的决策，不至于丧失政策的时效性，可以及时化解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

　　2015年经济增长为什么没有高度？

　　这主要基于四方面考虑。

　　第一，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转型升级困难没有结束的阶段，爬坡过坎的艰难和矛盾仍在困扰企业。具体来说，中国社会经济已经迈入中等收入新阶段，原有经济体系，特别是生产体系需要重新构造，也就是低收入阶段所形成的经济体系，包括生产体系必须改变，不改变就会失去竞争力、失去市场，而这种改变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一定需要时间和过程，在没有完全改变之前经济始终面临着下滑压力。

　　第二，市场环境由短缺转向宽裕，宏观政策体系需要变革。过去市场以产品短缺为主，政策的重心是如何解决商品缺乏的矛盾；目前市场进入商品相对丰富的新环境，政策的重心是如何解决需求不足的矛盾。而政府针对当下市场环境显得不是很有办法，积累的经验也还不够，因此需要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市场运行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不确定性。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带来的市场预期的不确定，微观主体不知道政府今天会出什么政策，明天又会出什么政策，结果导致了投资者投资行为不确定，导致了消费者消费行为不确定，经济运行内生出避险性需求的收缩，加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

　　第三，开放面临多元的竞争压力，对外经济体系需要调整。原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相对稳定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大发展，而随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原来赖以顺畅运转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改变。

　　一方面，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再平衡的政策取向，对依赖于外部需求的经济体带来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对中国也形成冲击，在资源、市场等方面的竞争压力加大。我们原来对外经济体系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基础开始动摇，因为中国已经进入成本不断上升新阶段，中国对外经济竞争力减弱。

　　在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下，对外经济体系也需要调整。从大的环境来说，外部需要打造一个更和谐的国际大环境，内部要打造一个更有创新、更有竞争力的新政策体系，这样才能够继续保持对外经济板块的相对稳定发展，目前这个调整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疑对传统的出口企业形成很大压力。原先每年都有20%的对外经济拉动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未来不可能像过去，也就是说2015年中国对外贸易不大可能快速增长，只能是相对平稳增长。

　　当然，我们现在也已看到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所谓的以资本输出带动产能输出战略的实施，使中国制造有了新的成长空间。向改革要红利、向创新要动力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做起来举步维艰。

　　目前出现两个超级有利于中国国运发生变化的大事件：一是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可能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好处；二是中央领导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新战略，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随着这一战略的实施，将极大地改变目前国内产能过剩的矛盾。不过眼下都还只是个预期，还不是一个现实，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四，管理层对经济增长的宽容度提高。未来对国内GDP增速要求不再是7.5%~8%这样的水平，在宏观政策上不会再继续使用过去那种强刺激手段，可能还是温和刺激、结构刺激、定向刺激。

　　所以，从2015年增长目标角度来看，就是守住底线不会变，增长下限将适当下调，确立7%的增速，并且可能成为以后的新常态，这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总之，2015年经济增长不可能有太快的速度，也没有必要追求太快的速度，而是以经济效益和质量为中心，以优化环境和改善民生为前提，依靠深化改革保持必要的、适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