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在中国火爆异常，马云提出到2020年电商会占到整个国家GDP的50%。它的成功正是基于我们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互联网正在解决传统制造业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问题，让产业实现端对端的直接对接，颠覆传统的自动化制造模式。
基于互联网的发展，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概念越来越热闹。它们也的确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其影响力边界在哪里？企业该如何应对这股热潮？我认为还是得先解决几个根源问题，否则就只是在凑热闹，而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制造2025愿景。
不同逻辑的赶超
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阶段，接下来的历史阶段里中国制造应该怎么走，是否可能跟过去30年一样发展迅速？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年中走完了欧美国家100年甚至是150年的“路程”，可以说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接下来的新高峰会在什么时候？2025年还是下一个世纪的中叶？这还难以预测。
这就好比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学生，从50分追赶到80分，可能只需要一个月的努力就能实现，但是从80分到90分则可能需要两年时间，再从90分追赶到100分则可能需要十年时间，因为越到高分阶段难度越大。
中国制造业亦是如此。过去的30多年从最后一批国家一下赶超成为了世界一流制造业国家，这是一种逻辑；但在接下来的历史阶段，中国制造业要真正领航全球，或者成为站在世界制高点上的制造业强国，就是另外一个逻辑了。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大部分中国制造业只需要模仿和消化吸收，而现在一切都已改变。
举个例子，中国高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却又相差很远，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另外，为什么在当年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却制造出了“两弹一星”，解决了很多世界性难题？这些都是需要当下中国制造2025政策制定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创新环境缺失
其次就是创新环境问题。总理多次提出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中国却是最缺乏创新环境的。
作为投资者，我对此深有感触。现在小微企业很受关注，但实际上这类企业却恰恰缺乏真正创新的动力，因为他们一创新就死亡，不是创业者可能不清楚。
不仅小微企业，大企业也是如此。比如国内一家大型电缆企业，早在上世纪末期就引进了美国的碳纤维技术，但是要想把它卖给中国的电网使用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电网公司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并没有错），要使用新产品需要先经过五年的实验时间，实验成功后还需要至少五年才能推广使用。一个新的电缆产品要想进入中国的电网，没有十年时间是无法开始批量生产的。十年磨合，一个企业家的锐气估计已经荡然无存。如何解决这种创新产品的运用机制问题值得深思，而中国高铁的成功恰恰是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产学研用体系。
此外，限制创新的还有来自于鼓励创新的创新体制。不妨再举一例，国内有一位科学家，花了40年时间研究出一个新的玉米品种，经过种种考察和验证发现确实是全球最领先的。它属于杂交品种，玉米棒和玉米秆是一样的，秸秆含糖量也是一样的，但却由于申报体系的限制，遇到了问题。要把它申报成玉米，但它又不是传统的玉米，申报项目时找不到相应的品类。找到农业部，农业部说这个事情不好解决；再找国家发改委，国家发改委也答复解决不了。一个真正的创新，就因为这样的限制“难产”了。
创新本身就是风险，一旦失败，就得不到各种支持了，但那些失败的创新者同样令人尊敬。中国缺乏尊敬创新失败者的文化，而这恰恰是创新最需要的氛围。没有这种文化就难以树立真正的创新精神，也就难以成为强国。中国在200多个细分品类中达到世界领先，但是要真正超越日本美国和德国，还必须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机制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失败。
人才氛围缺乏
最后是人才问题，这是中国制造业永恒的痛。不仅是制造业存在这个问题，非制造业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研发人才，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因为我们缺乏培养优秀的职业工人和企业家的土壤。
这与文化有关，因为中国的父母教育子女时都希望他们将来做高官，但制造业却需要一种追求精致的工匠精神，这正是德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出租车司机，如果开出租一辈子都没有出过一起交通事故，是不是可以享受非常高的社会荣誉？一个技术人员一辈子做技术，把所在的技术领域做到极致，是不是能够与总经理享受一样的地位和待遇？做面包做了40年做得很好，是不是也一样可以认为是成功人士？为什么非要当官，非要做教授呢？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
人才的范畴也不单指技术人员，优秀的企业家（或者说职业经理人）同样缺乏。在即将发生的社会变革中，变革的主体不是政府，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才是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推动商业变革的主导力量，而当前的中国却又恰恰缺乏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所以美国是一流的人才当企业家，而中国是一流人才当官，二流人才做学问，三流人才才做企业家。
因此，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思想是中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亟需打破的藩篱。
打印本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