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恋爱自由”曾经是“五四”新青年们劈开宗法社会沉重阴霾的一把利剑，那么“伙伴自由”则应成为今日青年构筑创新型社会的一块基石。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开启的不仅仅是劳动创造财富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千千万万普通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要求探索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业有关政策，湖南更是提出允许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辞职自主创业，再加上此前国家卫计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一时激起舆论热潮。

　　鼓励体制内的人离岗创业，并非阳光下的新鲜事物。23年前，受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大批来自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造了有“新士大夫”之称的92派企业家。他们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者，更重要的是担当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拓荒者——在推倒旧体制的残垣时，艰苦地搭起了新体制的茅棚，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鲜活的制度范式。

　　为什么今天又开始鼓励体制内的人离岗创业呢？凭海观潮，这不是历史的重复，而是改革的延续：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历史贡献，在于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只是这个转折还远未完成，使得我们深化改革的目光不得不又聚焦到“体制”上。

　　确切地说，当年我们只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坚硬外壳，却没有打破内在的运行体制；我们只给市场松了绑，却没有给人松绑——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不得不与一些无法共事的人共事，与不能合作的人合作，就像包办婚姻一样——这才是今天体制束缚的症结所在。现在，到了解放人本身的时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需要全新的“伙伴自由”。

　　为什么创业者只有离开所谓的“体制”才有成功的可能呢？是因为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如果说“恋爱自由”曾经是“五四”新青年们劈开宗法社会沉重阴霾的一把利剑，那么“伙伴自由”则应成为今日青年构筑创新型社会的一块基石。四个复旦大学毕业生在1992年合伙创立了复星公司，现在四个合伙人依然控制集团超过70%的股份，没有怎么套现。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但还在一起愉快工作。很多人认为电影《中国合伙人》是应该拍他们。冯仑虽然与当年的合伙人分手了，但是，因为采取了“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最终还是保留了大家的情义，这也是那一代企业家令人尊敬的中国式智慧。

　　记得一位中国家长曾讲述他的孩子在法国上小学的故事：一年级结束时，班主任让每个小朋友写下两份名单，一份是最希望和哪些小朋友同班，另一份则是最不希望和哪些小朋友同班，每份名单上最多可以写5个小朋友。这样当你进入二年级时，也许不能够完全满足心愿，但总有你希望在一起的小朋友和你同班。同样，德国从幼儿园开始提倡“伙伴互助”：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结对子的好伙伴。结果班级里上课时安安静静，下课时和谐玩耍，谁也不会欺负谁，谁也不敢欺负谁，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好伙伴。看似“过家家”式的制度设计，包含了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平等关系、灵活方式以及综合手段等高难度范式。这样的伙伴原则最终会成为他们的人生准则，从而形成个人自由、社会约束和价值分享的相互关系，他们也会在社会化进中程循序渐进地完成对理想社会的塑造。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句带有90后鲜明特征的口号，深刻揭示了问题本质——真正的困难不是来自“对手”，而是“队友”。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干事的人和不劳而获的人（也就是筹码阶层）之间的分歧——他们也许是你的领导、也许是你的同事、也许是你的下属，但有一条是共通的——他们的出现是你无法选择的。如果你敢提出异议：那么，接下来的帽子连金刚罗汉也扛不起：执行力不强、闹不团结、自以为是、不善于合作……哪一条都足以让你的前途“寿终正寝”。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得不花出大量精力来扯皮，焉有公平效率可言？

　　为什么我们喊了那么多年的体制束缚，到今天还在束缚我们？为什么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实绩突出的干部还在吃亏？为什么很多党政领导感慨——放眼望去，拿工资的人很多，顶用的没几个，还要到社会上去求教于智库、学者？干实事的人缺乏选择伙伴的制度设计，这才是“体制束缚”的病因所在。不保护干事的人的规则就是吃人的规则！不打破这一层，全面深化改革将举步维艰。如果想干事的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合作伙伴，那么我相信，很多需要十个人干的工作，两三个人就可以完成。如果以“做实事”为导向来安排工作，让大家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同事、下属来完成任务，那么我相信，那种被称作官场能力的“察颜观色”、“阿谀奉承”、“老于世故”、“揽功诿过”将不会再有任何市场。这不仅会形成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和高效负责的办事格局，还会立刻辨别出哪些人在工作中“裸泳”，哪些人是真正没有执行力的“南郭先生”。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倡导“伙伴自由”，岂不是大家都争相与乔布斯、比尔•盖茨或者任正非、马云等等为伍，而很多人却根本找不到合作伙伴？是的，唯有英雄可识英雄，不劳而获的人注定无法享受“伙伴自由”——你有拥抱他人的自由，他人也有白眼相向的自由。意气相合，乐圣伯牙可引樵夫钟子期为知音，意气相左，嵇康也可对“官二代”钟会视若无物。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从内心里站立起来，把自己提升到能够与英雄比肩的境界，何愁天下英雄不与君携手！

　　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早就给出一个路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周文王与姜子牙，汉高祖与张良，刘备与诸葛亮，都是自由合伙，君择臣，臣择君，终成大业。只不过，这条路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路，只有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才有资格走这条路。现代社会，你根本不可能创立国家、创立政府，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创业——确切地说只有创办企业——这一条路可以走。

　　我们还可以把眼光放到世人瞩目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015年股东大会。为什么出任公司掌门人已50年的“股神”巴菲特和全球4万多名投资者集聚一堂的场景，能够让世界为之侧目？“股神”的本质最真实地体现于他在1979年股东大会的开场白中。他认为，各个公司寻找并应得到一批想法和理念相同并专注于相同因素的股东。“所以，考虑到一个了解我们的营运，赞同我们的策略，以及我们的期望的群体，我们希望在所有者中保持非常低的流动。”选择同路人，这才是巴菲特“价值投资”的本质——不仅要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还要坚定地选择与自己投资理念相同的伙伴，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真正想踏进创新型社会，让所有的劳动者、创造者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伙伴自由”必须常伴左右。